“驴的”载我去赶考｜划界

文/左丁部落　　在屯子的时候，没去过村里；在村里的时候，没去过镇上；在镇上的时候，没去过县城；在县城的时候，没出过省。　　　　我不是在写五言律诗，而是在描述自己曾经的一段生活经历，而改变这些生活轨迹的链接点就是考试。　　　　虽然我一直觉得是个很不擅长考试的人，但每一次考试过后，摆在眼前的比原来大了很多，考试确实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每年总有那么几天的夜晚做梦的时候是在考试，而且是被答不出试卷上的难题憋醒。这就是考试带给每个人的心理“创伤”，或者可以叫它魅力所在，毕竟憋醒之后发现躺在舒服的床上而不是在考场里挥汗如雨的感觉实在是爽。　　　　和绝大多数城里孩子不一样，我读书那会儿小升初、中考的考试地点都不是熟悉的本校，而是去更高一级学校的所在地，感觉很有“赶考”的范儿。　　一、　　　　我是坐着小学班主任董老师家的拖拉机去镇上参加小升初考试的。全镇唯一的考场设在镇中心小学，所有小学生的求学目的地只有镇中学。　　　　考试是在早上开始，镇子离村有30几公里，不敢耽误时间，我们要提前一天去镇上。为了能把我们这10几个孩子从村里平安送到镇上参加考试，董老师大儿子负责开车，我们一个一个爬上车斗后，董老师又亲自拴好护栏。　　　　拖拉机一阵咆哮，整车人向镇上进发。　　　　正值七月，沿途一片生机：牛羊散落草原上，牧羊人挥着鞭子，身后跟着大狗；奇形怪状的水泡子嵌在绿色中，瓦亮瓦亮闪着光；植被在村道旁疯长，夏风一过，左摆右摇；一条蜿蜒的河流突然横亘眼前，芦苇长满两岸，水鸟在岸上踱步觅食、在空中自在滑翔、掠过河面钩起浪花……　　　　我很想知道乡镇有多大，所以显得非常兴奋。同学们唱着欢快的歌，各种团结友爱进行曲，拖拉机前轮扬起沙尘，打在脸上也不在乎。　　　　车过布拉和村，路面变得平坦许多，拖拉机正全速前进，突然“嘭”地一声巨响，车斗划起了Ｓ型路线，车胎爆了。　　　　我们只好下车，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大家一阵躁动。车停路边，董老师下车查看，一脸心疼，钢铁轮毂碾裂了橡胶轮胎。　　　　阿海老师负责看管我们，董老师赶紧在路边拦住一辆顺路车，去镇上“搬救兵”。　　　　傍晚，蚊虫从四面八方抱团向我们这一小队人袭来，咬得女生们尖叫连连，几个男生去路边捡杂草的枯枝败叶，笼起一堆烟火熏蚊子，荒郊野外，没有遮挡，大家都熏了一身烟火味，有的离烟太近，熏黑脸，又出汗，搞得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　　　　时间过去了两个小时，在焦躁的等待中，起初田野带给大家的兴奋感突然变得狰狞起来，人蚊大战偃旗息鼓，董老师和救兵到了！　　　　我们换了辆车继续前进，董老师只好让大儿子继续开着车，轮毂碾着路面，一路跟随我们，在天黑的时候，终于进了镇里。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镇上没什么旅馆，即便有，也住不起。董老师和阿海早已联系了镇里的几户亲戚，把十几个孩子分别安置在亲戚家住下。　　　　我被“分配”到阿海的一户亲戚家住，他领着我们四五个孩子在那里吃了晚饭，然后就去其余的孩子家“巡视”去了。　　　　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到院子厢房睡觉，因为第二天要考试，大家躺下得比较早。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躺在炕上对镇子充满好奇：这里的瓦房比村里多，他们也种地，也烧很大的锅煮饭，院子里也有马棚，马棚里散发出来的马粪味都和屯子里自个儿家的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被阿海叫醒，扒拉了两口稀粥，阿海带着我们几个和董老师的“人马”在镇中心小学汇合，找到考场，铃声一响，就冲进去考试了。　　　　我趴在专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坐的“缩小版”桌椅上答题，同村的小姚就坐我后面，他急不可耐地伸长脖子偷窥。　　　　监考的两名老师，一个坐在窗台上乘凉，一个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从喉咙里挤出两声咳嗽了事。　　　　因为科目少，只需要一天，考试就全部结束了，在回村的路上，董老师神秘兮兮地透露，给我们村监考的老师都来自布拉和村，两个村为了升学率，在监考上每年都会互相放水。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监考老师只是干咳嗽不说话了，这也使我在回村路经布拉和时对它的感觉很是复杂。　　　　那一年的小升初结果如下：我和三四个孩子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小姚终究还是选择第三次复读六年级，还有两三个孩子走关系直接去县城“深造”，同村的几个女生在家长“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下辍学。　　　　彼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虽然在全国推行了近十年，但是制度抵不过乡俗和民风。　　　　村里人觉得，制度是国家定的，孩子是自己生的，一场考试过后谁该结束，谁该开始都要趁早，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判断题，更何况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也不会像超生一样受到处罚。　　　　而我的父母，在已经把两个孩子送到镇上读书，家里经济压力空前的情况下，决定再次把我送去念书，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可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义务教育。　　二、　　　　在乡镇中学苦读三年后，我和同学们坐着大巴车在路上跑了两个多小时去县城参加中考，考场设在县里的二中。　　　　那一年，是考中专热的分水岭。　　　　此前一年，乡镇中学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还是热衷考中专，而不是选择读高中。到了我中考，中专学校直线降温，一种五年制英语大专很受青睐。　　　　我因为个子太矮达不到报考资格，回家大哭一场后，心不甘情不愿去报考的高中。　　　　时至今日，我想过很多场景，如果身高当年达到报考英语大专标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考高中，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从大的环境来讲，高中分公费和自费一说，差别自然体现在学费上，虽然三年只有两千块钱左右的区别，但这些钱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从我本人来讲，我父母虽然铁了心供我们读书，但是前提是要能自己考得上。　　　　我平时各种考试的成绩在在全年级排名在十到二十名之间，正好卡在了可上可下的位置，中考第一次给我有了背水一战的感觉。　　　　这一次进城“赶考”，全部学生都提前一天住进了县城的一所宾馆，考试前一天下午，学校的副校长徐老师在宾馆院子停车场上给学生们做了一次动员讲话。　　　　第二天，同学们在宾馆门口，招呼了十几驾毛驴车，浩浩荡荡奔赴考场。　　　　为什么是毛驴车？这得从当年的县情说起。　　　　县城当年很穷，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毛驴车，花个一两块钱就能坐穿整个县城。　　　　除了毛驴车打通了交通命脉，养狐狸成为县城人创收的另一项经济来源，因此县城曾经正式获评过“蓝狐之乡”，当然，没去过县城的对满大街的毛驴车奇观更津津乐道。　　　　言归正传，还是继续说考试。　　　　那是一次感觉很奇怪的中考经历，既要熟悉陌生的环境，又要破解试卷上的难题，监考老师很严格，每一科考试都换人监考。　　　　我对三个场景记忆犹新：　　　　一是，我旁边的考生，每科答卷过程中，总是喜欢蹲在凳子上一手抠脚趾一手答题。后来我在高中校园偶遇他，发现他之所以这么“嚣张”老师也不管，是因为他智商有问题。　　　　二是，我和参加考试的同学趴在二中的墙头上朝未来就读的高中校园朝圣般的边看心里边流口水，然后被二中的保安追赶着跑回教室。后来我知道一墙之隔不是圣地而是炼狱。　　　　三是，考了两天，每天乘着毛驴车进出校园，毛驴拉着小木板车斗，嘎呦嘎呦地响，车夫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脸上蒙着沙尘，见到有客人上车，笑起来皱纹里都夹着灰。　　　　为了防止毛驴把屎拉在路上，每个毛驴的屁股后都绑着一个布兜，可想而知，驴车走一路，驴粪味也熏一路。　　　　中考终于结束了，返乡的头一天晚上，老师带着我们在旅馆门口的一家驴肉馆吃饭，老师们肉吃得很香，想到驴屁股后面的粪兜，那一餐我的感觉很复杂。　　　　县城的柏油路又长又宽，高楼又多又密，人很多，旅馆的饭菜很可口，问题是，毛驴怎么可以比乡下见到的还多！　　　　那年，我很幸运以高出公费高中分数线几分优势考上了县里唯一的全日制高中，坐了几百公里的火车，从县城火车站打了个“驴的”去学校报到。　　　　三年后，当我逐渐习惯“驴的”的时候，这种落后的产能仿佛一夜之间在大街上消失了，紫粉色的公交巴士和三轮摩托车填补了空白，整个县城的街景从农业文明迅速向工业文明转型升级。　　　　三、　　　　我在“炼狱”学习了三年。　　　　带着满脸青春痘和少白头还有六百多度的近视镜，从一开始想着能考上专科院校就好，到想考个全国重点大学。　　　　我把这个想法打电话给我姐，她在电话那头愣了几秒，很平静地鼓励了我。我想，她一定是觉得我疯了。　　　　当年，我求学的高中每届有300来个学生，能考上全国重点院校的学生以个位数计。　　　　考试前一天，班主任带着我们几个学生出去大吃了一顿酱骨架，一个同学吃得拉了肚子，至今还被传为“美谈”，我幸运地过了嘴瘾，肚子逃过一劫，带着一肚子酱骨架上的考场。　　　　高考在本校进行，考得可谓酣畅淋漓，就连一直担心的数学考试，那一年数学试卷偏简单。　　　　作为班级里学习最好的学生，每科考完，班主任就跑过来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都坚定地说“没问题”。后来他说，我一连三场考试下来都说“没问题”，他觉得我绝对有问题！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我姐躲在校园安静的角落估分准备填志愿，想到终于脱离了“三年自然灾害”般的苦日子，以最快的速度估好了分。　　　　我终究是“没问题”，估分和实际分数只有一分之差。　　　　填完志愿，喝了几次烂醉，找个清晨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县城郊野树林一颗老树下埋了彼此的心愿，许下十年后再相聚的诺言。一个半月后，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跨了好几个省，直奔岳麓山下。　　　　从此再也没有印象深刻的考试，再也不擅长考试，再也没觉得考试有多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