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已OUT，三娃啥感觉？｜一划一世界

　　人生会面临很多选择：A、B、C、D、E、F……　　　　但生人只有两个选项：Ａ：生　Ｂ：不生。　　　　传说，在“生人”考题中，我有90%多的概率应该归属于Ｂ项，可我爹妈在他们的人生试卷的生人考题上，几经斟酌犹豫再三，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坚毅果敢地选择了Ａ。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这种五口之家的人员结构，在当年的屯子里很常见，那个温饱问题刚刚解决的年代，穷乡僻壤的乡下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所谓的大户人家，不是按照财富划分，而是依据娃的多少而定。　　　　屯子里最大的F姓家族，和我一代的孩子，亲兄弟就有七八个，再上一代也有六七个，F姓自然就被村民们认为是“大家族”。　　　　大有大的好处，比如说遇到打架斗殴、婚丧嫁娶乃至选个屯长啥的，人多势众、一呼百应，场面蔚为壮观。　　　　我爹妈在生下三个孩子之后的举动，在屯子里绝对是“另类艺术”。　　　　说“另类”是因为他们俩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费劲巴力把三个孩子都“拱”出了地垄沟，远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其中的过程和结果自然有悖屯子里“读书无用论”的风气。　　　　说“艺术”，因为此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财富和身体的耗损，多少蒙上了一层悲情主义色彩。他们下了血本，伤了元气，搭上大半条命，几乎靠着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支撑把“不愿孩子再像他们一样生活”的朴素愿望变成了现实。　　　　大人们含辛茹苦的时候，我们三孩子将“传帮带”的习俗和成长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姐弟三人几乎是每隔两年出生，有点像农村庄稼地里用土锹刨出种玉米的坑，间隔均匀，位置恰当，给点阳光雨露就能茁壮成长了。　　　　大姐从爹妈那里获得了二人之下，二人之上的权力空间，当父母忙着各种活计的时候，她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监护人的角色。　　　　正如现在很多想生二孩的年轻父母所说那样，两个孩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个伴，更何况“三娃鼎力”呢！三个孩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互相陪伴，一起成长，大的能做出好榜样，小的习惯也差不到哪里去。　　　　大姐在家的地位，绝对是“狠角”，至少小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　　　　哪个农村长大的臭小子没有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撒欢的“不良嗜好”，可这些疯野举动，在“宅神”大姐的眼里有一个可容忍度指标的。　　　　玩可以玩，以下守则必须遵守，违者不但要挨一顿骂，还要受到笤帚疙瘩威胁：　　　　疯玩可以，不能忘了回家吃饭时间；不能刮坏衣服裤子鞋子；　　　　打滚可以，前提是不能让她看见，更不能连泥带水搞臭一身；　　　　调皮可以，一定要做完学校当天布置的作业，才能出去放风，　　　　……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最受宠的那个，但我家是个讲理的地方，道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谁的理也说服不了谁，大姐就是最大的理，因为是她主要负责看家护院。　　　　有一次，姐仨不知道为了什么争吵起来，爹妈过来评理，几句话说得大姐不高兴，她气得咬住土炕炕沿直啃，爹妈此后更是让着她三分。　　我骨瘦如柴，细皮嫩肉，一干农活就手脚磨起泡，对家务活里的压水和往灶里添柴煮饭也是极其不上心。　　　　某年夏天，爹妈去田里干活，交代大姐要煮好晚饭。我躺炕上酣睡到日落西山被大姐摇醒，她催促我去生火，我有一百个不乐意，赖在炕上不动，大姐叫了几声发现没人应，拎着火叉子进屋戳我，我一边哼唧一边求饶。　　　　发现戳我不灵，大姐给了我一个选项：要么用火叉子打我50下，要么我乖乖爬起来点火去！　　　　我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我哥的见证之下，被她很结实地打了50下屁股、大腿。　　　　用皮肉之苦换来了心灵上的自由，听着姐和哥在外屋一边煮饭一边窃窃私语，我心满意足地又睡着了。　　　　这悲催的糗事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待到爹妈荷锄归家，大姐和哥轮番状告我的不义之举，我吃晚饭的权利被全家一致表决剥夺。　　　　 看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若无其事地吃饭，那真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主要原因是下午睡太多又饿肚子）！当晚，我幡然醒悟：因为偷懒，自以为遭受点皮肉之苦了事，没想到还会付出不让吃饭的代价，真是“一失足成当晚恨，再回首饿瘪了自身”！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亲情的维系，除了互相关爱，还要有团结协作的分工意识，谁也不能游离在这份责任和义务之外，今天看来，大姐很称职，也很辛苦，那时候她也小，根本不会想很多，她的目的就是别让两个“小尾巴”惹祸，全家人都省点心。　　　　在爹妈正确的引导和大姐不折不扣执行管教之下，我家的孩子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守规矩、不惹祸、爱学习、懂礼貌。　　　　奇风异俗的屯风吹拂之下，全家反而营造出一种独特气场，任凭屯子里人对读书和育娃怎么看怎么说，爹妈坚信一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说到这儿，必须和那些坚持认为“生两个娃，让他们俩一起玩”免得一个娃总是粘着家长的年轻父母交流一个看法，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要知道，每一个熊孩子背后总是有对熊爹妈，爹妈的教育理念是根本，如果没有积极向上的三观引领和正面影响的以身作则，指望以娃带娃解决孩子成长中的陪伴问题，是非常危险而浅薄的认知。　　　　“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这句俗话，生物学理解基因排列组合问题，教育学来看是家庭教育方式不同，心理学会告诉你是性格差异，但屯子里人更喜欢说简单粗暴一个字：命！　　　　以屯子为研究对象来看，很多家庭生了不少娃，解决了陪伴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教养问题，不良习气从爹妈身上顺接到第一个孩子，又在第二个孩子身上得到放大及至“祸屯殃民”这是后话了。　　　　大姐的“掌权”根基，终于在哥和我陆续长到十三四岁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哥几乎是用“空手夺白刃”的硬功夫从大姐的手里夺下高扬了好几年的绝杀武器——笤帚疙瘩，而我对付它的办法则是用“飞毛腿”从屋里狂奔庭院，翻过铁大门，躲路而逃。　　当这两次极具转折意义的家庭战斗发生在东北屯子里时，城里绝大多数独生子女正在父母掌上，明珠般的成长。“三娃鼎力”的故事里，除了榜样召唤和管教的冲突，还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它使我的童年和同一时代独生子女的童年感受很不一样。　　　　孩子多，生活用品就顺承着使用。　　　　老大用过的给老二，老二用过的给老三，老三用过的，坏了。　　　　我被全家公认为“手脆”的极品。“手脆”的言下之意是说什么东西到我手里都变得很脆，容易坏。　　　　在我手里GAME OVER的东西不胜枚举。衣服没穿两天，膝盖顶出一个洞，难得的玩具摆弄不久就遭烂了，铁皮铅笔盒用不了半学期就磨光了漆，各种好用不好用的笔，在手里从来都没长寿过。　　　　曾经，我百思不得其解，那种体验感真是罪大恶极，又委屈又困惑，只好三番五次地反省自己“是不是下手确实太狠”。　　　　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消逝在“手脆”事故里的物品，有一个共同特征：绝大部分都是用了好几年的！　　　　后来，我终于找了个机会，带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心情，向全家人抗议“手脆”的提法。从那天起，我仍然过着“手脆”的生活，只不过心里还真少了很多罪恶感，没那么脆弱了。　　孩子多，还能特别感受到手足之间才有的乐趣和亲情。　　　　东北乡村的院落都很大，每家每户除了有院子，房前屋后还有菜园子，院子加园子面积有好几亩。因为有姐弟三人，足不出院就能玩个人仰马翻。　　　　大姐最大的爱玩“旮旯哈”，红红绿绿的“旮旯哈”往土炕上一洒，哗啦一声，配合一个用布缝的“毽子”，一只手一抛一抛的自娱自乐，如果有个伙伴比赛，可以玩半天。　　　　“旮旯哈”和大姐的命根子似的，为了不让我们这俩弟弟玩丢掉，她见缝插针，东掖西藏。而我经常趁着她不在家，偷出来玩一阵。　　　　“旮旯哈”毕竟是女孩子的游戏，年龄一大，就觉得游戏很娘炮，也就不玩了。　　　　相比来说，我哥在家的玩法比较作，他会像跳高运动员那样拄着一根长棍子，嗖地一下越过墙头，嗖地一下飞上房顶。　　　　秋天，收割完毕的向日葵杆，晒干之后就是最好的“道具”，我和他一人一手向日葵长秆，在屯子西头尽情跳跃，那种双脚瞬间凌空的感觉今天想来还是一个字：爽。　　　　我也很想学他的“轻功”。终因年龄小，赶不上他那般上下翻飞的节奏。　　　　待到我们陆续去镇上读书，这种手足之间的童趣逐渐转化成互相的关心，仿佛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孩子全都长大了。　　　　我和我哥骑着那个年代最大号的自行车，每周一次，迎风冒雨往返于学校和家，虽然他经常在路上抱怨我骑车速度很慢，可是如果我落后了，他总是会停下来等我。有年放寒假回家路上，遭遇大风大雪，路滑，一不小心，车托后架上的行李将我拉扯摔倒。我一个人力气不够，没办法把行李重新绑好扶上自行车，哥俩在大雪纷飞的傍晚，一起忙活了半个小时才重新上路。　　　　我读初中每隔一段时间，都和在县城读高中的大姐写信。信里写了什么，今天根本想不起来，无非就是所见所闻和一些幼稚励志的想法，一写就是六年，一封信邮费从两毛写到了八毛。　　　　和大姐读书差了三年，中学教她的老师一个轮回之后，又回来教我，熟人口碑传播之下，在学校里，我必须得低调做人高调学习。　　　　换另外一个角度看，那时学校环境不好，课间课后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大姐和哥是高年级学长，有他们的余威罩着，我不惹事，事来了也不怕事，学校内外各门各派各豪杰一般能给个面子，真得感谢他们的“不杀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