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涓涓细流似乎并未进入人们得视线，当它绵延7个世纪而最终被融入巨流，浑然间其历史也被淹没于浩瀚的史籍中，它那曾经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强健胴体就此蒙上了厚重、神秘的迷雾。它，就是公元前37年出现在我国东北地区，至公元668年为唐朝所灭的边疆民族——高句丽。那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又是怎样一片孕育了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的土地？探寻历史之谜的欲望总是将人们的思绪牵向远方。
一、《好太王碑》
高句丽历史的重视也许注定要与小人物相关。1877年，这是高句丽从历史版图上隐遁后的第1209年。这一年，清政府在东部边疆地区设置了怀仁县（后改称桓仁县），县衙幕僚关月山喜爱金石之学，闲暇时常四处寻访古迹。一日，当他行至静谧的通沟河畔，鸭绿江边时，一个隐没于蔓草中的石柱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剥去石柱上的青苔仔细端详时，意外地发现这是一通镌有汉字的石碑，这便是史书失载的《好太王碑》。
公元414年，称为好太王的高句丽王安（又名谈德）离开了他的臣民，被安葬在鸭绿江畔禹山脚下的坡地上，其子高句丽长寿王高琏为让子孙铭记好太王对高句丽的贡献，选择了一块巨大的角砾凝灰岩，经粗略加工制成石碑，用以记录其父的功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此碑与我们平常见到的石碑不同，碑体超长，古朴粗犷，为不规则的方柱形，上刻文字1775个，记述了好太王一生东征西讨的战争功绩和有关高句丽起源及建国的传说。
《好太王碑》自树立起来之后，接受着高句丽臣民的顶礼膜拜，但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朝统一之后，《好太王碑》便失去了往日的荣华，尤其在清朝入关对东北地区采取“封禁”政策后，该碑陷入风吹雨淋、日晒雪侵、无人问津的境地。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好太王碑》毕竟承载着逐渐被人们淡忘的高句丽民族的历史，它的被发现只是迟早的问题。
清代后期，由于大量朝鲜半岛的居民不断前来垦荒，而日、俄又经常以此挑起事端，“开禁设治”作为清朝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措施得以在长白山地区实行。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在吉林东部边疆地区设置怀仁县，张樾作为设治委员携幕僚关月山等赴任，调查耕地、户口等，筹划机构设置事宜。关月山发现《好太王碑》后，遂手拓碑文，分赠同好。《好太王碑》由此成为人们著录考释的热点。
然而当时人们对《好太王碑》的兴趣仅仅限于金石之学，似乎无意顾及碑中有关高句丽民族的历史。直至1941年金毓黻的《东北通史》（上编）问世，才预示着研究将步入正轨。遗憾的是金毓黻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继承，解放后我国学者精力集中在高句丽遗址的发掘和保护方面，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展开对高句丽历史的全面研究，从此笼罩在高句丽历史上的重重迷雾开始不断驱散，一度辉煌的高句丽历史逐渐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高句丽简史
探寻高句丽的历史，应当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周灭商时，商朝后裔箕子率领部众东走，在今天的平壤地区建立了一个名为朝鲜的，学界一般以“箕子朝鲜”称之。箕子朝鲜尊西周为正统。是周的一个地方。西汉初期，一个名为“卫满”的燕人为躲避战乱来到了朝鲜，他纠集其他避乱的中原人夺取了朝鲜的统治权，学界称之为“卫氏朝鲜”。卫氏朝鲜最初称臣于西汉，但由于一直奉行扩张政策，阻挠其他边疆民族向西汉朝贡，并杀害西汉辽东郡东部都尉，结果招致西汉的多次征讨。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被西汉统一，西汉在卫氏朝鲜辖地极其附近地区设置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管辖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中部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玄菟郡最初设置在沃沮县（今天的位置大致在朝鲜咸镜南道之咸兴），后迁至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东南的高句丽县。
公元前37年，在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了一支由夫余王子朱蒙率领的队伍。夫余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边疆民族，王子朱蒙率领的队伍。王子朱蒙因逃亡而来此地，他们和当地的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了属于高句丽县直接管辖的弱小，史书多以高句丽称之，由此揭开了高句丽雄起于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中部以北的历史序幕。
由于高句丽势力弱小，开始未被西汉王朝所重视，但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先是将高句丽王贬为高句丽侯，其后又征调高句丽军队参加对匈奴的征讨。然而由于长期屯驻而无进攻，高句丽军队不断出现逃亡事件，甚至还杀死了王莽委派的辽西太守。对此王莽采取了严厉的政策，诱杀高句丽侯驺，致使高氏高句丽遭到建立后第一次重大打击。不过，王莽后期出现的中原内乱却为高句丽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东汉建立后，高句丽的统治者被东汉恢复了王的称号，但此时他们已开始不断兼并周围的民族，走上了强大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的和战乱激发了高句丽西扩的野心。公元244年，高句丽对曹魏辽东郡西安平发动了一次进攻，但随即为这次军事行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46年，幽州刺史毋丘俭领兵东征，并攻入了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山城。《三国志》载：魏兵“屠丸都”。公元319年，高句丽参加了西晋东夷校尉崔毖策划的对慕容鲜卑的征讨，其后又不断侵扰慕容鲜卑的居地，对此，鲜卑人一直怀恨在心。342年，慕容鲜卑的4万军队攻入了丸都城，不仅俘虏了包括高句丽王钊的母、妻等5万余人，而且毁其父墓，盗走遗骸。
经过这两次近乎毁灭性的沉重打击，高句丽开始转变政策：一方面和中原地区的众多王朝保持称臣纳贡的关系，不再西扩；另一方面开始致力于经营南部地区，以抵制百济、新罗的北扩，并在427年将都城迁至平壤。此后，高句丽所辖疆域包括了从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北到今吉林省中部，东至吉林省延吉，西达辽河的广大区域，高句丽遂进入鼎盛时期，并最终确立了其在东北亚的强国地位。
高句丽由西汉时郡县管辖下的“侯国”发展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里”（《魏书·高句丽传》）的 割据势力，是充分利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但高句丽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并没有“自绝”于：尽管其都城多次迁徙，但均没有超出西汉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的范围。
高句丽最初都于纥升骨城，后迁到国内城，最后定都于平壤城。关于纥升骨城的位置，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在今天辽宁省桓仁县的五女山城；一是认为在桓仁县城西北3公里浑江岸边的下古城子古城。国内城位于今天吉林省集安市，由丸都山城（也称尉那岩城）和一个平地城组成。平壤城则位于今天平壤地区，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的建都之地，也是乐浪郡治的所在地，大城山城、安鹤宫等城址即是高句丽迁都平壤后建设的。
进入隋唐，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但高句丽却依然想保持割据状态。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句丽王元亲率军队万余进攻辽西，虽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引起隋文帝的恼怒，由此导致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的武力征讨。唐初，由于高句丽公然违抗唐太宗协调其与百济、新罗和睦相处的诏令，并囚禁唐王朝使者，促使唐王朝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以高句丽的行动。尽管战争持续了20余年，但薛仁贵东征却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总章元年（668年），桀骜不驯的高句丽最终为唐王朝灭亡。以薛仁贵领兵2万镇守其地为标志，割据东北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终于又回到了统一的版图之内，完成一个由统一到，再由到统一的历史轮回。
三、高句丽的文化
在这漫长的7个世纪里，高句丽和中原各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由此也催生了灿烂的高句丽文化。
山城是高句丽文化的一个代表。据不完全统计，高句丽山城约有190余座，其中辽宁省约80余座，吉林省60余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约有50余座。他们主要修筑在以长白山为中心的山区，或雄踞河谷两侧的山巅，或建在两河交汇的高山与深谷，或位于交通要道的关隘处，其中以都城最具有特色。
位于辽宁省桓仁县东北约8公里的五女山城被认为是高句丽的早期都城。公元3年，高句丽将都城迁到国内城，因而位于今天吉林省集安市市区的平原城遗址和市区西北2.5公里处的丸都山城被认为是高句丽的中期都城。根据史书记载，高句丽的都城一般都由两城构成：一为平原城，为高句丽王日常所居之地；一为山城，是高句丽王战时居住之所。位于今集安市的平原城和丸都山城恰好印证了史书的这一记载。
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于平壤，一直到其灭亡，因而高句丽晚期的都城都在今天的平壤地区。依据考古发现，目前在平壤地区共有4座古城遗址，即大城山山城、清岩里古城、安鹤宫和平壤市区内的古城遗址。
古墓遗址是高句丽文化的另一个代表，分为积石墓和封土墓两大类。《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人有“积石为封”的习俗，这一点在考古调查中得到了证实。在辽宁桓仁发现的750座墓葬中有95%都是积石墓，在吉林集安地区也有近二分之一的墓葬属于积石墓。在众多的积石墓中，以位于集安市区东北4.5公里处的将军坟保存最为完好。造型别致的将军坟虽然不很高大，但却给人以宏伟之感，而且构造和埃及金字塔相似，故也被人们誉为“东方金字塔”。
大量积石墓的存在虽然印证了史书的记载，但封土墓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其中的壁画墓。目前发现的壁画墓有101座，主要分布在我国桓仁、集安和朝鲜平壤地区，这些地区都是高句丽曾经建都的地方。
古墓壁画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家居、宴饮、歌舞、百戏、出行、拜佛、狩猎、战争、饲养动物等，也有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形象为主题的。壁画墓中的四神形象当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四神形象最初出现在高句丽壁画墓的藻井上，形象较小，也往往不同时出现。南北朝后期至隋唐初期，高句丽墓中开始出现完整、高大的四神形象，并占据整个壁画的中心位置，形成了以四神为主的壁画。集安五盔坟4号和5号墓等都是以四神像为主体的壁画墓。
面对灿烂的高句丽文化，许多人内心不免充满苦涩。人们既为创造了灿烂文化且有着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被长期遗忘而深感遗憾，更为高句丽史在不少人心目中沦为朝鲜而为高句丽人鸣不平。由于长期以来高句丽历史被视为学术禁区，以致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渐模糊了，甚至出现了一些亟需更正的错误。
四、高丽问题
在东北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一个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我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的名为“高句丽”的地方，我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另一个是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为将其区分开，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称呼前者，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两者有前后相继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变得极度混乱，而实际上这两个不仅立国时间悬殊，而且归属也迥异。
高氏高丽在公元668年为唐朝所灭，其原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一部分辖境为另一地方政府渤海占据，一部分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一部分仍然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内陆，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达7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王氏高丽立国于公元918年，此时距离高氏高丽灭亡已有250年。935年，王氏高丽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新罗，翌年又灭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直至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其疆土发展为现在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韩国，人民发展成现在的朝鲜族或韩族。
“王氏高丽”和“高氏高丽”不仅在上没有相继关系，他们的统辖区域也不同。高氏高丽最初立国于鸭绿江畔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门江附近。而王氏高丽建国110年后的区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我国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区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是继承新罗的疆域，其北部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已经归新罗所有。
五、
从民族构成来看，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为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以新罗人和百济人为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和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王氏高丽并非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众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并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会大肆宣传，由此也可证王氏与高氏没有族源关系。王氏之所以沿用“高丽”的名号，可能是出于某种尚未确知的需要。
根据史书的记载，现代的朝鲜民族是在朝鲜半岛南部发展起来的，其直接的源头是马韩、辰韩和弁韩。尽管高句丽灭亡后有部分高句丽人加入乐朝鲜民族的形成过程，但构不成主源，也和同样以朝鲜为名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没有继承关系。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在公元前108年就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直接管辖的区域，后来这一区域成为高句丽的疆域，但同时也成为髓、唐两朝以高句丽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我国的朝鲜族是迁入民族，迁入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40年代至1880年是朝鲜族迁入史的开端时期，由于清政府的封禁政策逐渐放松，朝鲜人开始迁入东北定居，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开始出现了朝鲜族小型聚居区。1881年，清朝废除封禁令，朝鲜人开始大量迁入，尤其是1910年“日韩合并”后，大量朝鲜人为了谋生，纷纷迁入我国东北地区，至1930年沿边地区已有朝鲜人近40万人。1931年东北沦陷后由于日本采取强制移民的政策，朝鲜人的迁入又迎来了一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朝鲜人向我国东北地区迁入基本结束。
随着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陵墓等即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度消失的高句丽古国将复活再生，而原本疑云重重的高句丽史也将不断得到厘清，并恢复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