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

胡思庸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灌溉着辽阔的祖国大地，创造了先进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绵长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十七世纪西欧各国相继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一萌芽的生长倍加困难，中国仍然在封建的途程上蹒跚而行，开始落后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大步前进，中国更加明显地落后了。
为什么先进的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找寻答案。例如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但事实上，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普遍形式，中国的社会历史同西方一样充满了斗争和动荡。还有人说：中国好比一个农夫，一锄头一锄头种地，自然要慢，西方好比水手，远航千里，自然要快。但中国人不但长于种地，也长于航海和通商。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最先运用到航海上的，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比西方先进。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横贯亚非航道，比达·加马绕道非洲通向印度要早几十年。所以上述那种肤浅的比喻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还有什么西洋人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理智运用直觉的”等等说法，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昏话。
总之，一切唯心主义的或简单直观的方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阶级分析入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入手，才能够找到合理的答案。
在论述近代革命时曾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单就国内来看，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它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想打破它，就比较艰难。郭沫若同志曾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竞走，别人身上的负担轻些，包袱小些，我们身上却背了很大的包袱，如牛负重，怎能不迟到几步？所谓包袱，就是旧的传统势力。这个比喻是深刻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对地说，都比中国容易，因为它们的封建包袱比较轻。犹如现代的革命，在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比较慢，而在后进的俄国和中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却首先突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包袱比我们重，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发展固然一定要替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说：当着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时候，“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本文试图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探讨一下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以致形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探讨也许是一个不无裨益的侧面。　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的和外交的领域，而是在、经济、文化上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有一些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里想着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谈一点意见。
第一，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高度发展；而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是立足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个体经济之上的。封建的国家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防止商品经济的瓦解作用，历代王朝无不厉行重农抑商政策。
这种情况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欧，王权曾经是进步的因素。国王在集中王权、打击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斗争中，和新兴的市民阶级结成联盟。恩格斯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国王不但需要市民上的支持，而且在经济上，市民所纳的捐税是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接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以后，西欧各国政府便相继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提倡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这种政策大大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而中国的“皇权”却牢守重农抑商的信条，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贯地限制、摧残，至于海外贸易，更使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虽然在某些时候，少数封建帝王为了“宣扬国威”和解决财政困难而有限度地提倡一下对外贸易，但中国封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田赋，对外贸易只能占很次要的地位。
明成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他压抑本国的工商业者，不在乎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他尚且这般见识，后期守成的君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如果放在当时的西欧，就会成为举国若狂的崇拜对象；但明朝统治者对他评价不高，有些人还拼命反对，说：“三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连郑和肮行的纪录、档卷也要予以毁弃。所以尽管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政府却长期实行海禁。
清朝统治中国以后，特别注意继承封建主义的那一整套历史正统，其中包括重衣抑商政策。康熙曾亲绘“耕织图”，以示其钟爱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雍正一再颁布“劝农诏”，重申古代“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雍正二年诏），“农事者”，却是“久安长治之本也”（雍正五年诏）。有趣的是，从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来源看，也主要依*农业税，如果再加上封建垄断性的盐课，就占了岁入的绝大部分；而真正的商业税，所占比重很小。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的岁入总额约为四千余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部关税（包括常关及海关）只收入四百三十二万四千○○五两，占财政岁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那时清朝对外是四口通商，该年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个海关的税收加在一起只有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两，还占不到财政岁入总额的四十分之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封闭了其他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据《粤海关志》的记录，粤海关的每年税收，长期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不过一百五十万两上下。比起农业税来，仍然微不足道。所以清朝官员认为海关收入“自天朝视子，则无关于毫未。”
纵观封建政府对内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它们的财政收入状况，就会理解它们为什么实行闭关政策。因此可以说，闭关政策是重农抑商政策对外的自然延续。其目的是为着保护封建经济。
政策属于上层建筑，它来源于经济基础。闭关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反映。不过，自明朝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闭关政策就不再是合理的，它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是旧的上层建筑惰性力量的表现。
第二，它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封建大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养成一种虚骄夸诞的习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一直到明末，西方会利玛窦等来华，绘制一些“舆地全图”，图上的中国不在世界的，仍引起了许多封建宫绅的大哗。官绅们认为，中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告成）位居天地的中心，古有定论。而“舆地全图”把中国画得“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这真是岂有此理。另外，从图上看来，中国显得不够大，难道中国就这么小吗（“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所以他们说：这全是“邪说惑众”，“肆谈无忌”。清朝乾隆年间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足不出国门，还要坚持那种坐井观天的看法。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同家长制的等级观念相适应的。中国同周围国家商业上、文化上的交流，大多需要通过朝贡或“贡舶贸易”的方式进行。其实，南宋时的马端临就曾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但积习相沿，外国使者到中国来，无非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到了清朝，西方侵略者来撞击中国的大门，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仍然是那么回事，不加区别，“一体被中国人（笔者按：指中国封建统治者）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睥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在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所修的两部《大清会典》里，竟把西洋诸国（包括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算作自己的朝贡国，把通使事件都算作朝贡事件。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观念开始改变。光绪年间修的《大清会典》，算是把荷、葡、意、英从朝贡国里删掉了；但该书的编撰工作做得很奇特，前面删掉，后面的《会典事例》却依旧保留上述几国某年来贡，贡品如何，等等的文字，造成该书体例上的明显矛盾。这说明“天朝上国”一类的传统陋见，对于统治中国的满族贵族来说，因有某种特殊的需要，是多么难割难舍。
1793（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目的本是为了经济侵略和要求，而清朝君臣却自欺欺人地当作“朝贡”事件，吹嘘道：英国“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觐见之前，清朝十分重视朝贡的礼节，坚持要马戛尔厄三跪九叩，马坚决拒绝，这使乾隆皇帝很诧异，认为“此等无知外夷”，居然“妄自骄矜”，都怪下面的地方官对该夷“过于优待”，把他惯坏了。后来经过许多周折，达成协议，英国使臣“曲一膝以为礼。总算完成了觐见仪式。乾隆皇帝帝又高兴起来，当天赋诗一首，口气很大，把自己比为功迈大禹、万方来朝的圣王。但是马戛尔尼递交的“表文”译出之后，才知道不那么简单，英国提出了增加通商口岸割让沿海岛屿等一大堆侵略要求。乾隆对这些要求逐条驳回，这是对的；不过，他还认为这是“外夷无知”，“越分妄请施恩”，并没有察觉问题的严重，也不懂得问题的性质。所以他给英国国王颁发的“敕谕”中，仍然对英国“倾心向化”、“恭顺之诚”，提出表扬。
此后，英国越来越强横，经常践踏中国。1814（嘉庆十九）年，由于英美战争，英国兵船竟在中国海面任意拘捕美国商船，引起了中、英之间的纠纷，自然咎在英方。但英国乘机提出许多要求，其中有一条，对清朝地方官行用文书（照会）内称呼外国“蛮夷”等字样，表示反对，认为“有轻侮之意”。广东地方官答复：“蛮夷二字，系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岂可推敲字句？”这种答复显然是一种搪塞。不去揭露英国的侵略本质，不坚持的尊严，却要坚持对人的“蛮夷”称呼，坚持在外事交往中“上对下”的口吻，这丝毫无补于实际，只能是口角取胜的阿Q精神。
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是比古史上的“蛮夷”高强许多倍的侵略者，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对此毫无认识，完全缺乏时代感。把西方简单地看作“蛮夷”，就可以对它们的侵略不去认真研究，认真对付。几千年来，儒家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是非常严格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观念在封建士大夫里面更是沦肌浃髓。西方人既是夷狄，自然他们只应该向天朝看齐，而天朝绝不应该、也不屑于向别人（包括敌人）学习什么东西。以上种种妄。自尊大的偏见，就是闭关政策思思想基础。第三，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
闭关自守状态本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清朝实行更严格的闭关政策，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是由于：满族贵族统治大多数的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以外，还有相当露骨的民族压迫。
清初，为了东南沿海及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对闽、广、苏、浙等省濒海居民，逼令内迁五十里；焚毁沿海城郭庐舍，有越界者立斩。沿海人民不但不准航海贸易，而且不准下海捕鱼，不准耕种濒海田地。1684（康熙二十三）年郑氏败亡后，清廷才开放海禁。次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后移定海）、江南之云台山”设立四关，进行对外贸易。1757（乾隆二十二）年又封闭其他三关，“归并粤东一港（广州）。”但这只是允许外国前来贸易，而对他们的行动，则规定一些过分的防范办法，以尽量隔断他们同国内人民的接触。至于对国内人民出海贸易，更是心怀戒俱，横加种种无理限制。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明清以来，这一带的人民在沉重的封建压榨下无法生活，大批泛海赴南洋等地贸易，甚至“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惨淡经营，至为劳苦。清廷认为这些人都有“海贼”的嫌疑，于1717（康熙五十六）年下令：“南洋、吕宋、噶喇巴（今雅加达）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严重治罪。并严令在南洋一带的华侨，限三年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1727（雍正五）年，虽然废除了南洋贸易的禁令，但仍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一直到1754（乾隆十九）年，才取消了这条规定；但清朝对海外谋生的商民和华侨，始终没有改变歧视的态度。“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商人很可能被逮捕审讯，甚至说他私通外番而被判为汉*，杀掉脑袋。”对在国内居住的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则严厉防止与外国人有所接触，甚至对略通外语的人也要横加。
对资本主义侵略者应该加以戒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清政府的这种政策措施，却是反映了他们对广大人民的猜忌心理，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者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以上我们从一些侧面探讨了闭关政策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此外，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见；闭关政策具有“更积极的自卫意义”，即防止资本主义侵略的意义。这里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远来东方，就是为了掠夺。它们在中国沿海一带烧杀抢劫，侵犯和，犯下了大量的侵略罪行。此后，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又不断发生纠纷，对我国东南沿海的秩序也是一种扰害。这些，都迫使明末的、特别是清朝的政府不能不采取防卫措施。但是必须指出：防卫侵略绝不等于闭关。只是由于清朝政府把防卫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才使人容易产生误解，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当然，由于清朝政府把防卫侵略的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不否认闭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间包涵有一定的防卫因素；但又认为，这决非一个主要的因素。闭关政策的产生，主要是由封建社会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闭关政策的内容及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防止侵略的范围。它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愚弄人民人民。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因此，就不是“正当”的。魏源说得好：“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上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这是一位对闭关政策的很中肯的批判。闭关政策的特点是闭目塞听，孤立自己，落后挨打，祸国殃民，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和无能。　对外贸易的管理和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　提到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一般总会联系到公行制度和一系列的管理外国商人的章程。
在管理对外贸易上，清政府废止了唐宋以来的“市舶司”，而设立粤海关，由皇帝的亲信担任粤海关监督，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税饷；另外，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地方官一起，也负有对外贸易的管理职责。
不过，清代与前代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及海关不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一切有关外商的事务都要通过“洋货行”（简称洋行）的行商，居间经办。洋货行通称“十三行”——这是沿袭明朝的习惯称呼。以后各洋行之间为了避免过分的竞争，又共同成立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公行的行商垄断进出口贸易。它所承担的任务主要为：承销外国商人的进口货，并为之代购出口货；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代外商缴纳海关税；照管外商的生活，并监督其行动；为清政府具体经办一切对外商的联系事宜。政府的命令、公文由公行转达；外商的意见、禀贴由公行转递。
由此可见，公行既是中外商人的联系媒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的联系媒介。它既具有商业垄断的职能，又具有外交的职能。前一种职能还是正常的，在欧洲中世纪，英、意、法、荷等国都存在过这一类的行会；而后一种职能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清朝官员，包括海关官员在内，是不同外商会见的，连外商的大班、二班（须事、副领事），原则上也不能会见清朝官员，一切由公行居间转达，否则就叫“有失国体”。这种制度，只能从清朝僵硬的封建官僚制度和闭关政策中得到解释。其实用这种办法，只能更便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法商人和亡命徒的胡作非为，而许多管理外商的章程，大部分变成了具文。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与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所以清政府的管理办法也多次调整，逐步趋于严密。其主要的规定如下：
1．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通常须于阴历九、十月随洋船回国。如届期因货、款未清，不能回国，只能酌留一、二名司事者，到澳门去过冬。
2．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行商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里面，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外商不得任意出外闲逛，不得乘舟游行江上；也不许民人出入夷馆，以免互相“结交引诱”。外商如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外出者，须由行商及通事（翻译）亲自伴随。后经英商提出异议，乾隆末年规定外商可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由行商派人带赴海幢寺陈家花园游散，但日落即须回馆。1816（嘉庆二十一）年又改为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十人，前赴海幢寺花地游散，由通事陪同，日落回馆。
此条规定，对外商兼有保护其安全及监督其行为的双重用意。保障和保护外侨安全，这固为任一国家应有的职责；但规定如此过分的办法，则反映了清朝政府的专制和无知，缺乏有效的合理的手段。实际上上述两条规定只是具文，早被外商破坏，没有执行。
3．外商雇用中国民人（看门、挑水、挑货等）加以限制, 不许雇用中国仆妇。
4．外国妇女（外商或大班的眷属）不许居住在广州夷馆，只许停留船上或居住澳门。此条用意在于不使外商在广州享受家庭生活，以免其留恋不去。为此曾与英人发生剧烈纠纷，甚属无谓。
5．禁止中国行商拖欠外商银两，违者“照结交外国、诓骗财物问拟。”一经查出行商拖欠外商巨款，即将其革职充军，并将其资财房屋田产等，全部折变抵债，如仍不足抵债，则勒令其他行商摊还，甚至先由粤海关垫付。
此条用意有二：一为维护天朝尊严，免得“贻笑外夷”；一为防止行商受外商控制。而在客观上，对外国商人的财产也体现了保护的精神。不过，在商务交往上，欠债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外商对行商的高利盘剥（年利率高达20％，复利滚算），也由于清政府对行商的重重勒索，行商经常大量欠债破产。
6．“夷船”停泊的地方，拨派兵丁加强巡查。
7．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
8．“夷船”到中国后，不入口纳税，而在外洋湾泊，走私漏税、贩卖鸦片者，立时予以驱逐（此条为1835年新增。）以上三条完全正当合理。新增的一条尤其体现了反对鸦片侵略的精神。但由于中国水师的落后及官兵的受贿，根本没有生效。综观以上对外商的主要管理办法，固然有一些过于苛刻专横的，体现了某些闭关政策的精神。但也有一些完全正当合理的防止侵略的办法，不能与闭关政策混为一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蓄意捣乱破坏，上述各条管理办法，无论正当与否并没有得到执行。
多少年来，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严格限制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清朝基本上没有实行闭关政策，因为那些规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过苛的规定，也只是一些具文，基本上没有付诸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令实现了一小部分，那也只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而且并非主要的侧面。我们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极力宣传的那种观念改变过来。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不是对外国商人的“防范”条例，而应该是它对国内所实行的一些商业的文化的政策：
1．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等物，均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禁止茶船出洋贸易，闽、浙、皖等地茶叶，必须由内河过五岭运赴广州，通过行商卖给外国。如直接出洋贩运，则目为“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入官。
这些规定，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尤其茶、丝、丝织品，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王牌货，也是明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显著的行业，清政府恰恰从这里开刀，其作用之恶劣，不言而喻。
2．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福建省可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二十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水人等不得超过二十八名。以上是对造船规模的限制。此外，又规定：严禁将所造商船租于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更不许打造海船卖与外国人，“其打造海船卖与外国图利者，造船人与卖船之人，为首者立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又严禁中国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以上是对造船专业化的禁止。
总之，上述规定对中国造船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明朝中叶以后，基本上停止进步。清朝又如此限制摧残，虽然其法律规定是专对商船的，但势必严重影响到官船和战船制造技术的发展。鸦片战争时中国水师的失败，早已注定了。
3．长时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时期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以及种种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的刁难和政策。仅以商民出海一事而论，其限制的苛刻，可以说古今中外找不到先例。每船的舵水人等有限制（二十八人，见前）；所带口粮有限制（按路程远近，每人每日准带食米一升，余米一升）；自卫防盗的武器有限制（每船限带两炮，火药三十斤）；甚至对航海必不可少的用品如铁钉、油灰、棕、麻等物都有严格限制。这样，出洋的人一遇较大意外，就会饿死；一遇海盗，特别是英、荷等西方海盗，就只有引颈待戮；远海航行，如果船有破漏，连钉一钉、油一油、捆扎一下的东西也不够用。至于出海时那种极端烦琐难办的手续，申请、具结、取保、十艘船只连环保结、以及舵水人等的连环保结、大量的贿礼等等，简直难于上青天。
4．除个别杰出人物（如康熙）以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都采取不加分析的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奇技淫巧”，予以排斥。这些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
5．禁止中国史书出洋。外国人到中国，“不得收买史书”，中国人不得将史书卖给外人，“违者将买给之人，照代为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这充军。”这是钦定的法规。但下边的官员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将范围扩大，成了“内地书籍，不准出洋”。又禁止中国民人教授外人以汉文，否则即目为“*民”、“汉*”，严拿治罪。以上各种规定大约意在“保密”，不使外人了解中国。而对国内人民学习外语，也严加限制和。魏源指出：“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总之，要隔断中外文化的交流。
6．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这已经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及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不利。而对那十来个行商，又要进行无情的勒索敲榨。行商每年须向皇帝交纳“常贡”；代粤抚及海关监督采办“贡品”，价值即由行商赔垫；对各级大员送礼；交纳皇帝万寿及其他大典的款项；为粤海关监督的寿辰及其太夫人、夫人的寿辰献款；临时捐纳大笔的军饷及河工费用，等等。因此，有些行商竟至用巨款贿赂官府，请求“告退”不干。
上述那些工商业上、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闭关政策的后果　 长时期以来，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片面宣传，人们习惯于把闭关政策理解为对外国商人的刁难和压制，好象闭关政策就是把外国商人“关在门外”，好象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公行制度。但实际的后果却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一观念。公行对外国商人很方便，一位美国商人（鸦片贩子）认为，“这使商业手续便捷。不用多说，商业的规模是巨大的。这种交易的进行是很愉快的，所有各种手续都十分便利。”再看看当时英国商人的反映。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英国下院审查委员会与作证人的问答纪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公行制度并没有起到对外“关紧大门”，从而使外国资本主义对华通商多么困难的作用。诚然，广州一口通商及公行制度毕竟限制了外商的活动范围，造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可是，假定鸦片战前清政府实行五口通商、十口通商，英国资产阶级难道会就此满意，鸦片战争难道会因此避免么？不会的。伴随着公行制度，诚然有一些“防范外夷”的规定显得苛刻而又愚蠢，这体现了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但正是在闭关政策下，鸦片从英美商船上汹涌而入，泛滥全国。“关”是闭不住的。“闭关”对外是不能抵制侵略的，它的矛头主要是对内，它的恶劣后果也主要是害了国内：首先，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已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时西欧最先进的国家，也还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人后。
马克思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又说：“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光有国内的商业市场还不行，还必须开拓国外的市场，才能大大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六、十七世纪，当葡、西、荷、英先后东来的时候，它们发现，中国商人和华侨早已大量涌入东南亚、南洋群岛各地，并且掌握了这一广大地区商业上和航海上的主导地位。十七世纪初，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最大的海上强国曾经在东南亚联合起来人；从1620年起，荷、英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舰队统一指挥，对中国商船进行攻击。
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奖励人民出海冒险，大力支持海外贸易，它们的商人有国家作为后盾，气焰很盛。而中国呢，自从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的侵扰，海禁就相当严厉，实际上也实行了闭关政策。清朝更加严厉苛刻，如前所述，它死死地卡住对外贸易，限制造船航海，打击华侨。海外华商和侨民成了祖国所抛弃的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华商华侨腹背受敌，遭受的是内外夹攻。
1603（万历三十一）年，曲班牙在吕宋华侨二万五千人，本来担心明朝兴师问罪，不料明廷漠然视之，未予深究；于是以后又进行几次。
1741（乾隆六）年，荷兰在噶喇巴（今爪哇）华侨万人，清朝统治者认为：被害华侨是“自弃王化（指不顾清朝禁令前往南洋贸易——笔者），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残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华侨与当地人民一起，世世代代用汗水灌溉了南洋的土地，也间接促进了国内闽、广、江、浙等地工商业的发展，到头来横遭西方殖民强盗掠夺杀戮，清朝政府还认为替自己除了一害。资本的原始积累，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在闭关政策下是何等艰难！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钦差使粤，奏云：“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这是得自亲见亲闻，很能反映实际的话。足证闭关政策使外国商人得利，本国人民受害，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其次，闭关政策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人类的科学文化，总是在互相渗透、互相交流中前进的。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清朝政府对西方国家，却是闭目塞听，不屑于学习，不愿意了解；甚至舍其所长而取其所短。
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初叶就已来到中国，未到中国之前，先攻灭了满喇加（马六甲）。明朝人管葡萄牙叫“佛郎机”，这大概是根据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叫法来的（原为对基督教徒的统称）。葡萄牙和明朝发生过多次冲突，以后又租借了澳门，同中国的关系不算生疏。但明朝和清朝的人，长期不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在哪里。顾炎武是一位注重实际的学者，他“骑驴走天下”，博闻强识；但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却把佛郎机列在“交阯西南夷”一类，认为其国“在爪哇南”。 这里无意妄薄前贤，只想说明，在闭关自守的历史环境里面，求知识是多么困难！《明史》是清朝人根据明朝史料修的，《明史·外国传》竟写着“佛郎机，近满刺加。”这不是谬以万里吗？
随后，西班牙人来了，杀了几万华侨。明朝人和清初人却不知道西班牙是哪个国家，把葡、西两国都叫沸郎机。《明史·外国传》就误认两国为一国，分不清谁是谁。又由于佛郎机与法兰西音近，清朝人把法国也称为佛郎机。
荷兰曾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又在爪哇华侨；英国是后来的最主要国家。明、清士人对这两国，很长时间分不清谁是谁，统呼之为“红毛番”。1637（崇祯十）年，英船四只初来广州，炮轰虎门，一度占领虎门炮台，抢走了炮台上的大炮，放火烧了衙门，掳掠江面上的船只，事情闹得不可谓不大。而“英吉利”一国，却不见于《明史》。原来，《明史》把这件事记在《和兰（荷兰）传》里面，而且避讳了英军的暴行，只以“（崇祯)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等数语了之。挨了打，不知道谁打的，还要讳言挨打的事实，这都是无知而又虚荣的心理。
从葡、西两国来华算起，到清朝中叶已有二百多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已有三百多年，英国来华较晚，到鸦片战前也有二百年了，而清朝统治者仍然不清楚这些国家的来历。魏源对此愤然写道：“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这是对闭关政策的控诉。当然，魏源的《海国图志》对西方国家的叙述，也有不小的错乱，但他在努力了解世界，辛勤地搜集材料。长期的闭关政策给科学研究带来严重的困难，这不是他的过错。
明末以来，西方会士已经开始把世界地理的新知识介绍到中国。利玛窦绘有“舆地全图”，艾儒略（意大利人）著有《职方外纪》，清初南怀仁（比利时人）又著《坤舆图说》。他们是传教士，他们的著作里自然少不了宣传宗教迷信、美化殖民主义的成分。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方面批判上述的毒素，指出它是“夸诞无稽之说”，而同时又努力吸收其科学内容。然而，鸦片战前的清朝士大夫却不屑于读“外夷”的书，就是读了，也只当作海外奇谈。《清朝文献通考》对于世界五大洲之说无条件地不相信，说是：“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一代文宗的纪昀，对《职方外纪》的评论是：“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对《坤舆图说》，则认为它不过是摹仿道家的神话《神异经》，而全部予以否定，说：“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云云。
封建统治者对西方最起码的情况，地理位置、国家概况都不屑一顾，至于其科学文化，自然要加以排斥。更糟的是，他们对外来的东西，不是择善而从，而偏要择其善者而排之，择其不善者而从之。会士带来一点西方的技艺之类，主要是为他们的宗教宣传服务的，其中夹杂有许多谬误的成分。例如，利玛窦、汤若望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历算之学，在理论上，仍然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日动地静那一套反科学的旧货色。汤若望的《历法西传》，就有意识地隐瞒了哥白尼地球绕日运行的伟大发现。这是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的。但是，清朝统治者却接受了这一套东西，原因是这样的“西历”能够为星象占验、吉凶休咎之类的封建迷信服务。乾隆年间，法国人蒋友仁将哥白尼的学说介绍进来（这时距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有二百多年），清朝统治者就坚决拒绝接受。甚至阮元那样的学者，也不遗余力地反对西学。他认为哥白尼的学说“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拿天象和人事相比附，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哲学。在阮元看来，如果地球绕日运行，那就意味着人间统治秩序的根本颠倒，是断然不能容许的。这样“离经畔道”的邪说如予接受，“自是而后必更有……逞其私知，创为悠谬之论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所以阮元认为，中国的古法比近代的西法还要“精深微妙”，眼前采用一点西法，那不过由于古法失传，“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这种自满和偏见是科学文化进步的极大障碍。
不过，同一般封建官僚比较起来，阮元还算是开明的。有许多人，则公然宣扬蒙昧主义。杨光先著的《不得已》，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论点。这个论点听起来很“壮”，颇有类于“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那种逻辑。杨光先认为历法不好丝毫不妨碍封建统治，“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要是有了几个西洋人在中国主持“钦天监”’，那可不得了。因为西洋人“仪器精”、“兵械亦精”，可以使中国“祸至无日”；西洋人攻灭吕宋，侵略日本，不是前车之鉴吗？因此，他主张废除西历，将在钦天监里任职的西人全部赶尽杀绝。诚然，西方资本主义仪器精，兵械精，是当时最危险的侵略者，但如果将其仪器、兵械学过来，为我所用，抵抗侵略，岂不更好？以后的日木正是走的这条道路，而且很有成效。能够设想把西洋人赶尽杀绝，永远关紧大门吗？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门是关不住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只能是一条自取败亡的道路。清朝统治者二百年间所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西方的造炮术从明末即已传入中国。清初康熙皇帝对造炮相当重视，而且在反对沙俄侵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此以后，无人讲求。乾隆时期，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种武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清朝的军队，基本上仍在使用刀矛弓箭。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送来的礼物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炮、铜炮、各种自来火枪、西洋船样、望远镜等二十九种，清朝君臣只当作“贡品”“玩好”加以收藏。马戛尔尼曾向大学土和珅谈到欧洲的新发明日多一日，并炫耀气球的发明，可载人升入天空；还表示愿意派人来北京表演气球升空。马以为和珅一定很高兴。但恰巧相反，和珅态度极为冷漠，对于那些科学技术进步的消息，一律傲然置之，这使马很不理解。马戛尔尼还曾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他以为福康安一定乐于观看。殊不料“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马戛尔尼谈发明，请观操，其动机如何，姑置不论。但不管怎样，清朝大员那种冷漠傲慢的态度，送上门来的东西也拒不接受，说明其头脑是何等的顽固和愚昧。
嘉庆皇帝更是这种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的提倡者。他一生鼓吹“节欲”、“崇俭”，把钟表、玻璃等一切西方制造品都不加分析地当作奇技淫巧来反对。他曾向英王发出敕谕说：“天朝不宝运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早在他即位不久，就曾向臣下作了如下的自白：“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乌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急，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汝等大吏共相劝勉，佐成朕治！”“小民”没有钟表照样种地，要养成百姓的“淳朴之俗”等等，这段话所阐明的思想，从理论上讲，正是来自古老的蒙昧主义哲学。《老子》上不是说过吗，“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就是要尽量限制劳动人民的生活欲望，使之“返淳还朴”，以便统治者更多地掠夺剩余产品。《老子》上又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庄子》上更有一个“修浑沌氏之术者”的故事，宁愿抱着瓮浇水，而反对用简单的机械——桔槔，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使历史倒退到“结”绳”“抱瓮”之世，诚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清朝的封建顽固派总是尽量想使人民愚拙一些，抱残守阙，以利于他们的专制统治。
然而，正当闭关政策雷厉风行的时候，鸦片输入年年增加，造成白银外流、公私交困的局面。有一些封建士人就笼统地把洋货输入当作白银外流的原因。一位桐城派的文人管同写道：“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其实，白银外流的根本原因是鸦片走私，而不是正当的中外贸易。如所周知，在正当贸易方面，中国商品年年有大量的顺差。管同完全判断错了。就在此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他写道：
“天下之物，取其适用而已矣。……洋有刀镜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器也；仪器、钟表，彼所制诚精于吾，而为揆日观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在璇玑，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时，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则吾于洋货何所赖而不可绝焉？”
是的，西洋有玻璃镜，古人不用玻璃，用铜鉴，用清水也可以照脸。西洋有仪器钟表，古人用土圭也可以测量日影。这和前述的杨光失、嘉庆皇帝是一个思想体系，姑且不予置辩。现在且看管同的结论，他说：
“宜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
这是要闭关绝市，连广州一口也予以关闭。这种主张是很彻底的。其实，管同倒底是一个书生，如果当真地彻底闭关绝市，那些当权的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就将起而反对了，皇帝将头一个反对。粤海关的报效从何而来？高级的奢侈品从何而来？鸦片烟、公班土从何而来？这就牵涉到对闭关政策的理解问题。原来，闭关政策所要排斥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船炮武器等真正有用的东西，而对西方的高级奢侈品（真正的“奇技淫巧”），如鸦片，乃至钟、表等样式奇巧的机器玩具各种“打簧货”，封建统治者不但不排斥，而且嗜之如命。
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海外的奢侈品已经相当广泛地深入到东南沿海及京津一带官僚地主的生活之中。例如，在江浙等省的语汇里，“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语汇的变化反映了洋货（奢侈品）的深入程度。发人深省的是，鸦片战争时期投降派琦善的家产被查抄，抄出家产仅“番银”一项即达一千万元。可见其“洋化”程度又超过和珅；而琦善在鸦片战争前夕，却力主“大张晓谕，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闭关论者。这雄辩地说明了闭关政策的两面性。　概括以上不成熟的论述，本文想着重指出：
1．闭关政策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封建经济的解体，维护专制统治。在西方资本主义东侵的初期，明朝即开始实行闭关政策；清政府更是变本加厉。
2．清朝的闭关政策，带有鲜明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特征。面临着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活动，清政府将某些防卫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但我们应予分析，将二者区别开来。闭关政策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
3．清朝闭关政策主要内容，不是公行制度和“防范外夷”的章程；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内所实行的某些经济上、文化上的政策；它的主要作用，也在国内。
4．闭关政策带有的两重性。它实行的结果证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被拒之门外，中国的商业、手工业被关在门内，而奢侈品和鸦片却从海外汹涌而入。它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从而使中国受害，西方得利。
十六世纪，当葡萄牙、西班牙人东来的初期，中国还不算落后；从十七世纪算起，欧洲正式揭开了近代史的篇章，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共是二百年的时间。中国封建统治者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耽误了二百年的光阴，造成、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鸦片战争及以后各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人民革命的奋起，终于促成了清朝覆亡，证明了马克思的光辉论断。　 作者附记：本文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完成初稿，先后在开封师院、山西大学、河北师院、北京师院及郑州大学作过报告。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修改定稿。　（选自《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