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上当：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能杀灭洋人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举棋不定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从康熙朝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纸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教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更有实际利益的。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民众(尤其是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与交织在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历史的裂缝“臣不得不死”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成分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辟邪”、“忠君卫道”等。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乡民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经常攻打教堂，举行各种反洋教活动。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将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都极端仇视，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各色人等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赖以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来源，秘密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数为广大农民熟悉，容易为他们接受。而义和团与以前各种秘密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并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所独尊的神祇。这些都使得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群众。在义和团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祇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言语模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模仿戏上的台步，举止滑稽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处置。由于官员之间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也深受影响，虽然总体上倾向招抚，但也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长期没有明确的态度和政策。
　　
　　取代光绪主政的慈禧在宫中
　　
　　慈禧“上当”？
　　
　　清廷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是要利用义和团来根绝维新隐患。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并非易事，决策者是在反复犹疑、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才大胆作此决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慈禧后来就说自己是上了一些大臣的当。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维新六君子，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为了根绝隐患，慈禧和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绮及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启秀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史称“己亥立储”。但是，他们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加痛恨洋人。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许多官员宣扬的义和团“神功”是否真实，便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实际上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此时反对义和团颇有些犯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颠倒黑白完全谎报，于是在报告中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持，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
　　
　　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据清人吴永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曾对人说道：
　　
　　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