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之谜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论证过程，一些本来已经公认的研究结果在新的文献资料和技术手段面前，也有可能实现“价值的反转”
总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对尚无定论的考古发现断章取义，甚至作捕风捉影的传播，这些行为大大背离了“谨言慎行”的学术品质
当有新的考古发现时，不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平心静气，保持理智的态度，这样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具有科学价值的信息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原始文字，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二期发掘渐现真容——近期，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令学界和公众都很兴奋。面对出土文物，普通民众可能更关注“国宝”的数量、长相和价值，而媒体也惯以“史上最早”、“改写历史”之类的描述，凸显考古发现的轰动性。不过，对考古成果的妄下结论不仅有悖科学精神，甚至有误导之嫌。在专家看来，无论考古发掘还是科学鉴定，都应当摒弃浮躁之心，恪守严谨之义。
一些考古疑问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才能解答，已公认研究成果也可能因新实证的出现而“反转”
作为考古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田野考古有着一套严密细致的操作流程，若不严格按照流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就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仅在学术界内贻笑大方，还会误导大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田野考古基本上可分为调查勘探、科学发掘、资料整理和书面报告等几部分，像浙江平湖庄桥坟这样的古遗址被发现之后，首先要对它进行详细勘探，看看它“分布的范围大致是什么样，面积有多大，这个聚落的构成如何，哪些是墓地，哪些是居住的地方，有没有核心区域等，都要弄清楚。”李伯谦说：“在勘探完毕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的是有计划的、科学的发掘，并不是随便挖，要遵照考古的地层学，看看到底谁‘压’着谁，这样才能判断历史时间的早晚。”
对于发掘出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分类整理工作，许多文物需要清洗，要给它们编号，还有一些需要对它们进行绘图、拍照并作出各种统计。除此以外，各类器物的摆放地点、各类遗址的形成过程都能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反映出来，比如墓坑在当时是如何挖掘的、棺材是用何种方式放置进去、棺椁的材质是什么、随葬品的位置关系如何等，这些细节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礼制规范，将为后续的历史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考古工作者会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将工作成果展示给社会公众。李伯谦表示：“这个书面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客观公布原始材料。”通过这份报告，我们一方面可以详细了解到整个考古发掘的过程及出土文物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考古工作者初步的研究成果：即这次发掘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哪些问题已经基本厘清，哪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等。
无论在整理出土资料之时，还是在后续的深入研究中，科学鉴定都是将发掘信息转化为史学价值的重要手段。探索历史之谜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学鉴定的过程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论证过程。一些因为证据缺乏、技术不足等原因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答的疑问，有时甚至会耗费不止一代学者的精力，而一些本来已经被社会公认的研究结果在新的文献资料和技术手段面前，也有可能实现“价值的反转”。
对一些尚无定论的考古发现需谨言慎行，断章取义会误导公众
随着整个公众文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考古和历史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一些地方政FU利用已知的考古成果带动旅游产业拉动地方经济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环境下，总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一些尚无定论的考古发现断章取义，甚至是捕风捉影地传播，这些行为大大背离了考古科学“谨言慎行”的学术品质。
像这次对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良渚文字的报道，就有不准确之处，媒体上登载的新闻标题就出现了“最早古文字”、“最早原始文字”、“最早文字”和“良渚原始文字”等多种说法。虽然看似差别不过一两字，可细究其中的含义却大不相同。再联系近年来先后曝出的河南安阳发现“疑似”曹操墓，南京江宁发现“疑似”秦桧墓等新闻，虽然标题里写明了“疑似”二字，但人们却容易被名人墓葬的噱头和少数媒体的渲染夺去眼球。加之一些政FU在考古结果尚未证实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利用名人效应大建历史文化景点，对于公众而言无疑是一种误导。
在此过程中，科学鉴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庄桥坟遗址自2003年到2006年进行过两期发掘，之前均未提出过“原始文字”这一说法，李伯谦说：“这是因为石钺上的刻痕非常浅，直到不久前，才有学者注意到它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浙江大学专攻古文字学的曹锦炎教授在仔细查看了这些刻痕后，认为它们有可能是先民使用的原始文字，这一判断首先在学术界内引起了重视。在后来的“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原始文字座谈会”上，复旦大学的古文字专家刘钊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些刻符并不是单个的，而是能够排成序列，表达一定的含义，因此它们应该与单个的刻画符号相区别，有可能属于一种原始文字。“对于刘钊教授的这个判断，我是十分赞同的。”李伯谦说。
据了解，刻画符号在我国的考古历史上并不罕见，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6000多年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都曾经发现过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然而鉴定这些刻符是否能够称其为文字，不同古文字专家的意见也难以统一。可见对于刻画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的争论由来已久。然而此次新发现的良渚石钺上的刻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成串的，能够有序组合来表达一定意义，部分专家认为这就初步具有了成体系文字的一些特征，而另外一些学者可能会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
“学术界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李伯谦说：“毕竟我们现在还弄不清良渚石钺上的这一串刻符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因此也不能判断它与现在公认的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有没有继承关系，文字的源头可能有多个，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可见，当有新的考古发现产生时，不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文化工作者都应该更加平心静气，保持谨慎理智的态度，这样才能维护考古科学的声誉，也能为大众提供更具有科学价值的考古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