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八年后第一次讲的好话

2019-10-22 21:34:20

骚动的生涯(1981——1990)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你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和被,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看望,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和。彭真回答说:会考虑的。他并告诉,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不反对。据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在另一座,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对外界提过的强硬态度,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局中的同僚。
  
  一九八四年春,四十五岁的、离婚很长时间的,来到秦城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回答说,她的男友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的女儿。”
  
  作为的女儿,生活很不易,不过,在时期,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曾在警卫团工作,她们结婚时,收到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
  
  一九八四年,讲了一些关于及其他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说:“、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通过女儿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在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九八四年五月起,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并有可能曾在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在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的家中。
  
  八十年代后期,的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的丈夫总是尴尬站在一旁。有一次要给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说她不能这样做时,异常愤怒,咆哮着把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似乎更喜欢的丈夫,特别让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怀谈论书法,而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纪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在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他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敏和(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唯独没有。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说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地说:“这不是的革命路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领导层决定,允许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提出,要么回到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处十七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的想法,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每周一次到医院接受治疗。一九九零年初夏,《华亚》杂志报道了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一九九零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夫妇去看望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
  
  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依然密切地注视着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