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一词的由来

2017-12-09 14:56:30

汉语中“历史”一词,学术界多认为乃清末由日语引进而不见于中国古籍。其原因是古人著文力求洗炼简洁,能用单字表述者,则尽量不用双字,故而我中华古籍中名词以单字为多,古代汉语中亦鲜见“历史”一词之身影。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历史”之辞条,其“舶来品”身份似成定论。其实不然,就笔者掌握的史料,“历史”一词于中国古籍出现不止于一处,且含义与当今该词汇十分接近甚至等同。
  
  中国古籍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且种类繁多,名目丰富。尤其是先秦时期,史书之名多不用“史”字冠之。据传在先夏时期中国就有四部非常著名的史籍,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之语:“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楚国左史倚相即已能通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所憾者乃是《左传》对上述四部上古名著之内容与形式未予说明。据称是由孔子所撰《尚书序》中有云:“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考虑到广义之“史”乃人类一切活动之记录,由此而论,“坟”、“典”、“索”、“丘”可被看作中国最早史书之名。
  
  其后,记事之史一般被称之为“志”,如《夏志》、《商志》、《周志》等等,即中国上古三代之史是也;春秋时,孔子作《春秋》,乃古来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影响深远,其后遂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效颦之作,“春秋”亦成史书之名;至汉代时,司马迁撰《史记》,班固撰《汉书》,则记、书皆可为史书冠名;后又有称史书为历者,如《吴历》、《晋历》等。在一段时间内,记、书、志等数名曾可并用,如前四史就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正史中除《史记》外,以“史”为名者,则始于隋唐之际成书的《南史》、《北史》。
  
  将历和史合为一词而曰“历史”,始见于《三国志》之《吴书》,中有“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之句;《南齐书》之《武十七王传》中,亦有“二主议加于盛世,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之语。但较之于“史”字之随处可见,“历史”一词则属凤毛麟角,难觅其踪迹于典籍之中。
  
  至明代万历时,袁了凡作《历史纲鉴补》,将“历史”一词用于书名,影响较大。约在明代末年,日人得之后如获至宝,携至东瀛。后日本学界翻刻该书,流传遂广。至日本更新学制,教育机构选用“历史”一词作为科目名称,其名始大盛。清末民初,我国学界先驱于学术名类方面多受日人影响,如皮锡瑞、章炳麟、夏曾佑诸史学前辈著书立论、传布新知,凡涉及史学时多喜用“历史”一词,国人受其熏陶,“历史”一词遂耳熟能详。其实“历史”即“历代之史”,与“史”字之泛指于含义上完全可以等同并用;而“史学”与“历史学”相较,后者除多耗用一字之笔墨而显得臃肿罗嗦之外,实难区别其所指。
  
  由此可见,历史一词绝非舶来,而是“出口转内销”者也。(来源:一元一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