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巨变，在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集中体现。
(一)经济领域的变化
铁器的发明，特别是它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应用，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二个新的阶段。考古发现证明，春秋中后期已经出现了铁制农具；到战国时，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在生产中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人讨论问题时的一个发问：“许子……以铁耕乎?”说明以铁器耕作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社会常识。牛耕与铁犁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史记?仲尼列传》记载的名字，“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古人的名、字有相应关系，可见在春秋末年，牛耕已经较为常见了。畜力与铁犁结合，直接导致“深耕”技术的出现。“及耕，深耕而疾粳之，以待时雨”(《管子?小匡》)，“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庄子?杂篇?则阳》)，类似记载，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深耕对提高农业产量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铁犁牛耕的推广，大面积荒田的开垦成为可能。战国前期，李悝变法于魏，推行“尽地力之教”，已经是着眼于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战国中叶，商鞅变法于秦，更要设法招徕三晋百姓为秦开垦土地，以求富国强兵(《商君书?徕民》)。
由于铁器的运用，使造福于民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断兴建。《史记?河渠书》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工运河的兴建及其功效：“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其中以李冰父子主持兴建的都江堰最为著名。此外，秦王政时期兴建的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河，全长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孙叔敖治楚、西门豹治邺之所以取得成功，也与兴建水利工程直接相关。还有史起在担任邺令时建议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日：‘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吕氏春秋?乐成》)百姓的赞叹，直观地表现出水利事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是春秋后期至战国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工商食官”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一批拥有自由身份的大商人，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春秋战国之交的范蠡，从容周旋于官场、商场之间；孔子的高足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富可敌国，所至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战国时代的成功商人自圭、吕不韦，转而从政，以其资本和运筹经验，官至魏、秦丞相。特别是白圭对自己的胆略、素质相当自负：“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这时期的商人没有制度压抑下的自卑感。金属铸币的大量流通，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各种形式的铸币以及黄金，同时存在，有效地发挥着～般等价物的作用，不仅民间的商品交换用货币交易，而且国家征收赋税时货币也是交纳物之一。高利贷竟然也成为一种有社会信誉的行业，它虽然有重利盘剥的性质，但它的出现和维持，必定需要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为其前提。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开列了长安、洛阳、成都、临淄、邯郸、郢、陶、燕等地为“某某间一都会”，这些富冠海内的都会，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它们既是商品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支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砥柱。
(二)战争：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
周室东迁，其地位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一落千丈，以宗法制、分封制确立起来的秩序受到了冲击，东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天下诸侯的能力。各国的利益冲突不断，战争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原来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戎狄”的国家或部族迅速崛起，成为中原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强敌。因此，各国都感觉到需要寻求天下秩序的仲裁者。——于是，争夺“霸主”地位，就成为大国强主的努力方向。同时，周王室的权威尽管急剧下跌，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那些争当霸主的大国君主，往往要打出“尊王”的旗号，奥妙就在于此。
春秋前期，齐桓公成为第一位霸主。他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整顿内政，提高国力，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广泛争取盟国。他击退北狄进攻，使邢、卫两国危而复安；他帅中原联军伐楚，迫使楚国签定城下之盟。故有“春秋五霸，齐桓为盛”之说。此后的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构成了南北两大强国几十年争霸战争的主要脉络。其间还夹杂有宋襄公、秦穆公图谋称霸的努力。齐、晋两国先后与楚国争霸，集中体现出“夏夷之争”的色彩。春秋后期的争霸，则主要表现为吴、越之争，这两个崛起于南方的国家真正充当霸主的时间不长，但与楚国的北上争霸先后相继，客观上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圈的融合过程。
在周室衰微的时候，霸主肩负着协调、平衡各国关系、保护属国利益的义务。这主要体现在以盟誓的形式，公开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是既定的格局，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其前提的：其一，霸主在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鲁国对于霸主晋国“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李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郑国的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左传?昭公十三年》)，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
到春秋晚期，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两次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宋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齐、秦及其它小国之间，导致十余国大夫在宋国达成了第二次“弭兵”之约。盟誓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盟国)交相见”，“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誓约“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内涵就是，原来分别追随晋楚两大霸主的盟国(不包括齐、秦在内)，要同时承认晋楚两国的霸主地位，履行向霸主朝聘进贡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之约得到遵守，是因为作为盟国的其它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以双倍的贡纳，避免两大强国为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