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响较大的八位老师

2019-05-17 19:55:02

16岁以前,一直在韶山冲附近的私塾里读书,先后有五位私塾先生当过其老师。尽管在私塾里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这些私塾先生除邹春培外,对的成长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第一位私塾老师是文正莹。
  
  启蒙老师文正莹是的亲二舅,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称他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生性正直、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从2岁多至8岁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祖母家务繁忙,怕对他照顾不周出意外,就让他的表哥带他到舅父的私塾玩耍。不料小小年纪的竟然不哭不闹,有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和同学们一起背书,就这样接受了数年的“学前教育”。
  
  舅父对聪慧的特别喜欢,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在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等,也读得朗朗上口。
  
  1902年春,父亲顺生把接回韶山正式入私塾读书。此后,文正莹一直关心着的教育和成长,在以后读私塾期间,文正莹常借图书报刊给他,开阔了的视野。
  
  八舅父对他的有意栽培,使终生难忘。
  
  第二位私塾老师是邹春培。
  
  1902年春,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平时话语不多的邹春培教学认真、严厉古板,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由于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的知识已教不了,更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找到顺生诚恳地说:“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离开南岸私塾。
  
  在以后的岁月中,常想起自己这位严厉的启蒙老师。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邹春培除了严厉外,乏善可陈,他对成长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几位私塾先生。
  
  第三位私塾老师是宇居。
  
  宇居是的堂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有“韶山一支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到井湾里私塾宇居门下读书。他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也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私塾,先生刚走,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栗子,书背熟了,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老师一份。先生却不领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说:“你让我背书好了。”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心生一计,来到院,指着天井说:“我要你作一首赞井的诗。”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可以说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难怪那位先生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宇居逐渐改变了教学方法,对因材施教,针对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求知欲强、喜欢看课外书,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在宇居的指点下,读了许多他喜爱的书籍,学识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汉语和古文写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位私塾老师是李漱清。
  
  李漱清博学多才,思想开明,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经常到他家借书请教,师生俩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思想,向他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则向老师汇报他的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畅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书,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充溢着少年的心,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胡哲峰、孙彦编着:《谈》,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在李漱清那里,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第五位私塾老师是麓钟。
  
  的堂伯父麓钟是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年,16岁的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麓钟也感到天分极高,对他格外看重。在这里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麓钟本人十分喜欢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辅导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作了许多诗词习作。在麓钟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麓钟还在思想方面对进行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五年的师范生涯中,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三位老师对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位是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第二位是。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影响的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在祝贺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第三位是袁仲谦。袁仲谦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古文长达五年,但是当初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这个学生。原因是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1936年,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