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鉴赏说明
一、写作背景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二、内容分析
第一段，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
本文的中心论点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就带出，“学者必有师”。托古言事，更增加了立论的力度。接着，对“师”的职责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简短的概括，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传道、受业、解惑三者当中，传道是核心。所谓“道”，就是儒家的思想。在佛、老盛行的唐代，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表现出反映社会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果说“传道”是目的，那么“受业”就是手段。“业”是指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在“受业”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所以老师最具体的任务就是“解惑”，而韩愈也正是从这方面申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一有力的论辩，解决了“从师”的问题，已不容置疑。然后，将讨论的焦点引到择师的态度和标准上来，推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一观点直接指向了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具有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和辩证思想。
第二段，批判“士大夫之族”的“耻学于师”。
如前所述，本文有复杂的写作背景，并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经过前面一段的理性陈述，涌动在作者心中的“不平之气”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段以感叹发端，携着批判的锋芒，如暴风骤雨，涤荡乾坤，令人耳目一新。“师道”唯其失传“久矣”，则今日扭转世风更难。作者运用了三组对比，将论述的重点转移到批判现实中来。先以“古之圣人”比照“今之众人”，得出了“圣益圣，愚益愚”的结论；再以择师教子和自身“耻师焉”作对比，得出了“小学而大遗”的结论；最后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士大夫之族”的学习态度进行对比，揭示了尊卑贵贱和智力高下成反比的奇怪现象，发人深思。
第三段，援引圣人从师的态度，进一步阐述师道、师生关系。
这一段的开头语气又归于和缓、理智，在平易中道出“圣人无常师”的事实。虽然论述文字很少，但十分有力。无论是举实事，还是引言谈，都能令人心服。最后，作者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作结，既是对前面有关从师学习态度的申述，也是对师生关系、师道关系的新的概括。这一思想表现了一种动态观，用相对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师生关系，将老师和学生之间那条人为的固定的界限取消了，并对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这种闪光的思想，被后世许多教育家引申发挥，对教育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在当时，却遭到士大夫阶层的鄙视和痛恨，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
第四段，说明写作缘起。
从表面上看，《师说》是为了鼓励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学“古文”而作的，也许还包含了一点自鸣得意的意思（因为李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触动韩愈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或者干脆说是一个借口。全文论证严密，说理透辟，是一篇深思熟虑的作品，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对师生之间的往来赠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论证方法
1．下定义、作结论
中国古代散文，尤其是唐以前，不以议论见长。能言善辩如孟子、荀子，也总是在他们的议论文章中运用比喻和寓言故事来帮助说理。相比之下，韩愈这篇论说文却在逻辑思维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人。这表现在概念明晰、论证严密上。如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下定义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2．对比论证
本文第二段写得最为精彩，这和恰当地运用了对比的论证方法有直接的关系。这段所用的三组对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经过双方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都可以用“反而”承接上文，在语意上形成了一个逆接序列。如，“古之圣人”才智高，尚且从师学习；“今之众人”才智低，反而“耻学于师”。通过对比，揭示了“士大夫之族”不从师学习的违背常理，则作者主张从师学习的观点不言自明。
3．引用论证
引用是论说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这在现在的学术论文中也是最常见的。本文第三段，作者引述了孔子的言行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比前文笼统地说“古之圣人”更加切实可信。有了孔子这样一个强大的支持者，更增强了说服力。而在短短的几行字中，述事引言简洁明快，表现出作者非凡的语言功力。
四、语言特色
1．排比对偶句
韩愈的散文素以气势充沛、笔力雄放著称，这体现在多用排比和对偶句式上。他的这种风格，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古之圣人……”，“今之众人……”。这种句式的运用，形式整齐，气势飞动，增强了表现力。
2．连珠句
连珠，又称顶针、蝉联，民间俗称为“咬字”，即用上一句的结尾字，作下一句的开头，首尾相连，“历历如贯珠”。本文这样的句式很多，如开头的几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这种句式的运用，加强了句子之间的连接，使论述环环相扣，严密紧凑。
3．丰富的语气表达
丰富的语气表达，可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本文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如用“嗟乎”“呜呼”这样的语气词加强感叹，用“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这样的摹状语句有声有色地描绘“士大夫之族”的神态，用“如是而已”这样的限止语句表示结论的无可置疑。文章的第二段，一连用了三组对比揭示“耻学于师”的不明智，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但语气却各不相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是感叹语气。这种错综变化的语句，使议论更生动，说理更深刻。
●解题指导
一、本题从作者论辩思路上设问，要求用课文中的原话回答，意在让学生理清文章的逻辑层次，熟读成诵。
1．第一问：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第二问：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第三问：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2．（1）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2）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3）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3．（1）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2）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二、本题选取课文中的几个重点词语，让学生辨析词义，意在提高学生对文言词语的释义能力。
1．①动词，流传。②名词，解释经书的著作。
2．①名词，老师。②动词，从师。
3．①动词，跟随。②介词，自。
三、本题以课文中出现的几个常用文言虚词为练习材料，意在让学生掌握常见文言虚词的用法。
也
1．用于句中，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可译为“啊”或不译。
2．用于一般陈述句或语气轻微的感叹句（这里是感叹句）句末，表示认定，可译为“啊”。
3．用于句末，与疑问代词“何”呼应，表示反问，可译为“呢”。
则
1．连词，表示转折，可译为“却”。
2．连词，表示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可译为“就”。
3．副词，用在谓语前面，帮助表示判断，可译为“就是”。
于
1．介词，引进比较对象，可译为“比”。
2．介词，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可译为“向”。
3．介词，引进动作行为的施动者，可译为“被”。
4．介词，引进动作行为的处所，可译为“在”。
乎
1．介词，相当于“于”，引进比较对象，可译为“比”。
2．语气词，用于句末，表示反诘语气。
所以
1．所用来，“以”作“用”讲。
2．“……的原因”，“以”作“因”讲。（两处相同）
四、本题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有关“尊师”与“重道”的观点出发，联系现代教育观念，谈谈自己理想的师生关系，意在让学生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作一些引申发挥或比较分析，开阔思维，在语文学习中融入更多自己的思考。
课文中有关“尊师”与“重道”的观点，如“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完全适合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知识爆炸，信息激增，每个人都要从别人那里直接或间接（主要是后者）学习知识来丰富自己，以满足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可以就不同意见展开讨论）。
●教学建议
韩愈的《师说》一文针对性很强，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教学中，可先参照题解和“有关资料”，对本文的写作背景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然后，让学生自己看注释，通读课文，对文意有个大概的了解。可以有重点地进行提问，引导学生分析一些重要段落，加深对课文内容的认识，解答学生的疑问，纠正学生的错误理解。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背诵课文。检查背诵，要注意审听学生诵读的语气，包括语句的停顿、词语的连属、声调的抑扬等。语气不正确，说明在理解上有误差，应该及时纠正。
初中学过韩愈的《马说》，是讲识别人才、爱护人才的，内容和本文有一定的联系。韩愈宣扬“尊师重教”，也以伯乐自许。教学中，可以略加复习《马说》，增强对本文思想内容的理解。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孙昌武）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现在河南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少小孤苦，由兄嫂抚养长大。二十岁入长安，三次考进士不中。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参加考试，登进士第。曾入汴州（治所在现在的河南开封）、徐州等地的幕府任闲职，贞元十八年（802）到长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从此正式步入仕途。贞元十九年，改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饥荒，得罪权贵，被贬为阳山（现在广东连阳）县令。元和元年（806），新皇帝（唐宪宗）继位，他被召回长安，任国子监博士。元和十二年，随裴度征讨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派人迎佛骨入宫，韩愈上书力谏，被贬为潮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继位，召韩愈回长安为国子监祭酒，此后地位逐步上升，官至吏部侍郎。
（选自《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二、古文运动
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一次巨大变革。从陈子昂开始，经元结、韩愈、柳宗元直到杜牧、罗隐等许多人的努力，在前后二百多年间，改变了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骈体文对文坛的统治，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解放，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这次文学变革，适应着时代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我国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革文体和革新散文创作的理论主张，并成功地进行了创作实践。加之参加这次革新的作家们以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自觉为推行新文体、创作新散文而不懈努力，并广为宣传，诱掖后进，在文坛上形成一股变革的潮流。由于这次变革有理论指导，有成功的实践，又有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影响，俨然成为一个“运动”；而提倡新文体的韩愈等人，又与当时流行的骈体“俗下文字”相对立，称所倡导的文体为“古文”，因而，近代研究者把这次变革叫做“古文运动”。
（同上）
三、韩愈的文学主张
1．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2．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
3．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4．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
6．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四、补充注释
1．古之学者必有师
《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代治经学必有师承，各以家法教授。如孔安国治古文《尚书》传都尉朝，都尉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胡常传徐敖；田何治《易经》传丁宽，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施雠、孟喜、梁丘贺。学生必须严守老师的解说，不能随意更改，也不能立异端杂说。如治《易经》的孟喜得到一本《易》家有关阴阳灾变的书，谎称是他的老师田王孙死时枕在他的膝上独自传给他的，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说，他们的老师田王孙死在施雠处，那时孟喜已经回老家了，不可能从老师手中得到这部书。皇帝听说孟喜改变师法，就不任用他当经学博士。
2．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圣人无常师”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中的原话，意思出自《论语·子张》子贡称赞孔子的一句话：“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到鲁国访问，鲁国的大夫孙昭子问他少昊以鸟名为官名的事。郯子是传说的古代东夷族首领少昊的后代，东夷族以鸟为图腾，他就讲起了自己民族以鸟名为官名的由来。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的话意思是说，由于周天子的统治的衰微，原来官方控制的学术已下移四散，保存在边远地区。
孔子师苌弘的事，见载于《孔子家语·观周》。孔子对他的学生南宫括（又名南容，字子容）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括就和鲁昭公说此事，鲁昭公赐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一个御者，由南宫括陪同，“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
孔子师师襄的事，见载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师老子的事，又见载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五、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原因）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六、《师说》鉴赏（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作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一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二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第三段），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第四段），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五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像，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