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内涵的再省视

弄清“语文”这一名词的含义实为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我们基础语文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因此，本文力图阐明“语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具备的新内涵。

一、对“语文”传统观念的回溯

“语文”这个名词诞生的历史未谓久远，但作为生命的独立存在已走过了迢迢的岁月。事实上，它在中国早已产生和发展，滥觞于我国古代“小学”，至今已有三千年的漫长历史。它的定名产生于解放以后，有人提议将初中“国语”教材和高中“国文”教材各取一字，合为“语文”，这一提议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认可与赞同。以后，“语文”这一名目得到社会的承认，逐渐成为通俗的固定说法，然后，就是语文含义之争的聚讼纷纭。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风尚下，“语文”的含义是什么?“语文”的教育功能是什么?对语文教育界在渐渐远去的一个世纪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已历史地提到了我们语文教育界的面前，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念：

1、“语文”即“语言文字”：

这一观念的持有者以王力先生马首是瞻，王力先生是以“语言文字”来等价于“语文”的，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前言》中曾有过明确的说明。

诚然，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不能不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但是，如果把“语文”狭隘地理解为“语言文字”，“必将缩小语文研究的领域，使之局限于解字、释语、析句和注疏、考证、校勘的微观研究，局限于个别语言现象和单篇言语作品的研究，局限于书面语的研究，局限于语文工具性的研究。”⑴

2、“语文”即“语言文学”：

将“语文”界义为“语言文学”，一直是广泛流行的习以为常毋庸置疑的思想观念，否则，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名从何而来？而我们大多数语文教师恰恰是在书院的这种氛围和环境的熏染下走上讲坛的；同时，我们的中学曾经推行过汉语、文学的分科教学试验，它的失败不仅没有使语文教育界认识到“语文”的正确含义，反而让“语言文学”的幽灵游弋于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脑中心上。可以说，语教众生里多数人正是将“语文”就是“语言文学”作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样代代相袭。可是，“语文”的指涉范围绝非仅仅囿于“语言文学”，因为除却“文学”以外，尚有其它非文学性的文章包孕其间。我认为，“文学”的确是“语文”名目中的应有之意，但把“语文”定义为“语言文学”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很令人怀疑的。

3、“语文”即“语言文章”：

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以叶老为代表，他认为，“语文”的含义“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⑵；他还对“文章”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说“文章”是广义的，指“成篇之书面语”⑶。也就是说，他认为“文章”既包含文学作品也包含非文学作品。

既然“语文”之名目的产生如前所述与名为叶老关系密切，且为叶老极力推许，想来依叶老解释必无大谬！可是，叶老的解释只是单纯地扩大了一点“语言文学”的指涉范围而已，同时，用这种“语文”观操作语文教学，也有有致命的隐疾：它过份地强化了语文的工具性，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包括笔者的学生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对传统、对传统文化、对文化传统的极度淡漠！

4、“语文”是一个大火锅

以上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们都从某个特定的方面阐释了语文教育的内容和功能，但在语文教学的实践中正如前文所说，都无一例外地暴露出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它们各自的服膺者在具体的操作中，都常常深感顾此失彼甚至是几败俱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语文教育界再次引发了对“语文”的广泛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在中庸和求全思想的祟弄下，语文教育界对三者合而为一，形成了这样一种语文教育观，认为语文教育是以语言为主轴，以语言、文章、文学知识的传授和读写听说能力的训练为两翼的教学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在语文教学中围绕“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字对学生进行诸方面的训练，以期培养学生综合语文能力和整体语文素质。可是，这种教学观念和教学思路支配下的语文教学又呈现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在这种工序程式下的“产品”大多乏陈人文精神和文化气质，这是很令人悲哀和很可忧虑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过是做到一道“1+1+1=3”的简单的数学题。

二、“语文”内涵的再省视

任何词汇，其意义虽然具有一定的恒定性，但词义也往往会随不同民族的交往杂居、随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随社会时代的特定条件而具备新的涵义。在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小村落、国与国交往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深刻影响的时代下、在“语言学”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世界性大背景下，“语文”的含义理应呈现新的生命势头，它不能不受上述诸种影响而及时变化，它不能不重新被给定新的意蕴。

从传统的“语文学”观念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以语言为载体，这个理解无可置疑的。语言学习，毫无疑问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目的之一，而“语文”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文本和言语材料的阅读教学，培养学生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的表述能力和运用语言正确判断、思维的能力，使学身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地立足、生存、发展、与人交流，使学生在终生学习的旅程中拥有自我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利器。对于语文的这个功能，本文不打算用太多的篇幅阐发，下面，笔者着重论述“语文”教育中“文化”教育功能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什么是语言呢？“随着语言科学在二十世纪获得的巨大进展，人们发现语言不是人类世界通用的工具，而是人们所认识的世界本身，因为人类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乃是一个被语言描述，并且被语言所规范了的世界。”⑷也就是说，语言从交往工具被提升到了存在本体的地位，它比以往在人们的思维里有了使用者更为鲜明的本民族的文化色彩和传统理念，因为它们本身作为一种存在，已承载着使用者对世界的认识及其价值、情感、道德和观念体系，成为了使用者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对这一点有更细微明确而整体深入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有关的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一点简要的介绍：

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发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和区别。“索绪尔把记号(sign，这里指语言符码，笔者注)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声音，即声学部分，他称之为‘能指’；另一种是思维，即概念部分，他称之为‘所指’。”⑸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把花扎成花环，作丧事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花环”就是一种“能指”，而“所指”就是“慰藉”；如果说在这一点上，即使在中西不同文化观之下，它的“能指”与“所指”也还存在着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让我们再看二个例子：“莲花”是一种“能指”，而“所指”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可能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情操”；“绿帽子”一词，在欧人看来，其所指不过是一种颜色特定的装饰品而已，但在汉民族的意识里，其所指不言而喻。通过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读者已对语言的文化底蕴和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不同的语言，能指相同的词汇，其所指受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大多有很大的不同。而语文的材料恰恰是由词汇构成。正如于漪老师指出，“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而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它与深厚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学习某种语言，离不开对这个语种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教授语言，也同样必须将其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野之中。和世界上其它表音文字不同的是，汉语是一种表义文字系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具象思维习惯的基础上产生并逐步巩固发展起来的，其间渗透润着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情思和心理基因。

1932年，政府审定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使学生从本国的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使学生能够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培强其民族意识”⑹。虽然当时称“国文”，但行使的职责无疑等同于今日之“语文”，这不过是名称的不同而已。尽管这两个“课程标准”制定是出于当时政府的目的，企图对学生进行说教以维护其统治；更为可笑的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中学语文教材逐渐蜕变为一些所谓“大人物”们言论的语录集，成为单纯的说教工具。但客观地说，它强调的“民族意识”在当时民族处境之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它重视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对语文学科本质认识的较大进步。

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种种“语文”观，虽然具有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疏漏，却也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新的语言体系的形成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语言现象的更深入研究，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时代氛围的深刻影响下，“语文”理应接受新的意蕴，甚至发生含义、功能上的根本变化！

世界正陷入机器社会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焦灼之中，许多民族感到了他们价值观念轰然坍塌的恐惧，他们纷纷把求助的希望和注视的眸光投向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并希望找到拯救病态社会的良方，重构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的观念体系，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被西方人忽略和偏废的精神意识。庞朴先生说：“以悠久、深厚、连绵而蜚声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又一次引起了举世瞩目。有人说，这个影响着人类二分之一的文化，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放眼世界，我们仿佛已经听得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浪潮正呼啸着而来。”⑺庞朴先生十年前的话今天正为事实一点点证明着！作为中国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淡漠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文化的根呢？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荡涤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物化不可避免！以至有人把当今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文化荒原和思想荒原”,认为“世风之破败无过于今日，而虚无主义之猖獗，也无过于今日”⑻，并呼唤有能够“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和道德责任”⑻的英雄！对这些专家学者的断论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是毫无疑义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语文教师，我们不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英雄，但我们都有义务承担这个使命，因为我们不愿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去重演西方社会的历史悲剧，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在“等待戈多”的无助和恐惧中书写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变形记”！在这种情况下，强化“语文”的文化教育功能，重塑中华民族的魂灵和重铸民族的精神气质，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人统计，“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我没有能力给它定义，我们中学语文教学没有必要弄清它的准确内涵,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此寻求一个准确的概念解释，当它是一个涉指宽广的范畴就可以摆脱这个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属无谓之争的困扰。但我还是比较推崇湖北大学王齐洲教授的论述，他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发生的某一群体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式样，以及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存式样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⑼

中国文化有正反两面，对其反面，我们应义无反顾地与之彻底决绝，“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它们的汉学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弥补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足以成为后工业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该认真发扬，让它光被四字。”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深入，我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渐呈工业社会的特征，对这种萌芽，我们应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强化突出语文的“文化”教育功能，可以说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语言文本，使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事实上，我们中学语文教材里浸润、氲氤着传统文化中的孝悌风度和尊老爱幼的品格、“天人合一”之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坚忍不拔、“舍生取义”同历代先进人物深挚的爱国情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崇高的人生价值取向……等等，不正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萃吗？我们在教学中怎么能轻易而随便地放过这些“文以载道”生动感性的材料，将它大卸八块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呢？出现这种失误，不仅使我们的语文教学成为单纯应考的工具，而且反映出我们“语文”观的巨大偏差，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错误！

总之，笔者以为，“语文”的内涵就是“语言文化”，而语文教育现阶段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学习和言语习得，使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不过，这只是笔者认为目前“语文”应具备的含义，它的变化同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当然，了解、继承和发扬不是让我们的学生回到故纸堆，去背诵书山文海的“孔孟”、“老庄”、“墨法”……，而是通过有典型意义的文言和白话语言文本的学习，体会品味其中透射而出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观念、价值和风度气质。下面，笔者引用博导罗国杰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道德传统，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方面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更必须保持和弘扬强大的精神力量，包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道德传统。可以说，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是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对于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产生过并正在产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及其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并正在有力地说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不但没有影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在现代化事业中，我们应当使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通过改造和发展，在现代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