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前夕的两个奇怪举动

在严厉批评黄、李、吴、邱四大将时，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总是善意地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错。但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顶上了。
　　
　　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摄影记者，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和安排的。
　　
　　华灯初上，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的圆桌东首坐下，亲王和依次坐下，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与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的下落。终于，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和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耳语几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早就回家了。
　　
　　对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询问哪里去了。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一个月后，杜修贤又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是在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
　　
　　他自己有一段回忆:
　　
　　、、、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记者，叫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
　　
　　不知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陈列的蜡人的脸。我当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的上医院？……我回到118房间，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朗朗的笑声。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还没有进来。待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子深处出现了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
　　
　　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
　　
　　在一再容忍和等待之后，也彻底地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突出地表现在二十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事务助理博士秘密访华。
　　
　　会谈结束后，带着去向汇报。
　　
　　“那个不忙。”朝摆摆手，转向，问起办事组作检讨的事:“和他那个办事组——吴法宪、、，还有，他们在庐山搞鬼，讲了没有？”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呀！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追问:“有没有看过等人的检讨？”回答:“没有。”
　　
　　转身问:“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说:“发了，总参和一共发了六十多份。”六十多份，应该发到了这一级干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那个不同。”坚定地摇摇头，说:“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连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绝不允许暗藏的。他们搞，搞，他们是暗藏的。搞，搞，就是搞。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别有意味地问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听到说是自己动手时，他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的，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的作风，是的作风。”
　　
　　听了，心里也是一惊: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人，党内军内只有一个人，这就是。
　　
　　鉴于一伙的错误还未被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给“永远健康”的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向他们个别打招呼。
　　
　　1971年1月，被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4月，派人参加办事组，一伙在军内的一统天下被打破；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四大金刚”和的检讨及的批语在会上散发；5月下旬，《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7月1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7月底，向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特别指出了书中四句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在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攻势下，集团的处境日艰，地位日下，实力大减，终日如坐针毡。他们明白:“要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