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内责任认识为何长期模糊

说起人的责任问题，每位中国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侵略之害的受害国国民都义愤填膺，批评战后人欠缺像德国人那样反省责任的勇气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将人统统视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将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人与战后出生的人，以及战后与进步派、普通国民区别开来。其实，不加区分地将全部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无助于我们认清事情的全部真相。
　　
　　战后人因体验、立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出生地域、工作情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责任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责任问题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责任论。其中，既包括进步派人士对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彼此内部关于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
　　
　　战后初期的社会，围绕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检讨，但探究其内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除个别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对亚洲邻国的责任外，实际上大多数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昭和与达成了妥协，不仅以《人间宣言》一纸诏书逃脱了东京审判，而且为未能挽救等“肱股之臣”扼腕叹息。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忏悔”并非我们主观善意的想象——向亚洲太平洋中的牺牲者“忏悔”，而是向“忏悔”，为失败反省。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美国宣扬的“指导者责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陷入灾难的“责任者”，忽视自己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的加害责任。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社会，究竟谁才是责任的主体呢？这是战后至今社会一直在讨论而又未能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记悲惨的记忆，责任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潜流。但是，随着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早已按耐不住为侵略翻案的野心，公开叫嚣“肯定论”，否定，推动战犯合祀和国营化运动。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美国在越南中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民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井上清等人愤怒地批判“肯定论”，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加害与受害理论，界发表了责任告白，对人的责任表示反省。激进的青年成立了“东亚武装阵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人对虾夷、爱努、朝鲜的责任，近代人对亚洲邻国的责任以及当代人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发动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这些激进的言论和行动表达了对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战后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责任意识潜流变得波涛汹涌，并随着昭和责任的旧事重提而引起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昭和在访美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声明发动的责任不在他，而结束的“圣断”却是他作出的，试图以此缓和美国国民要求追究责任的“敌对”情绪。政府和保守派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极力塑造昭和在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形象。既然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那么，亚洲太平洋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一边叫嚣维护的尊严和地位，一边推出“肯定论”，明显地自相矛盾。保守派与右翼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和平主义者论”或“肯定论”。即使进步派学者之间，也因为的责任问题出现了分歧，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赞同家永三郎所谓既然东京审判没有起诉，故不负有责任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民众，也逐渐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菊禁忌”（严禁谈论皇室事宜）。据时事通讯社1989年2月的调查，可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社会认识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冷战结束后，长期遭受压抑的要求对过去的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据统计，从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并提出赔偿诉讼，至今已有80多起要求赔偿的诉讼案件。这种井喷式的索赔运动被保守派和媒体巧妙地转化为——中、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激发狭隘的大和主义。政府在苏联解体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故在责任的表态上似乎有了积极变化，以求得亚洲邻国的谅解，但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昙花一现式的民间赔偿外，基本上拒绝了亚洲各国的补偿要求。如今GDP已被中国超越的，在经济毫无起色而又面临3·11东大地震的冲击之下，不少右翼政客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周边邻国。与韩之间的岛屿之争，以及安倍晋三保守的竞选纲领，似乎就是要冲破二战后国际体制的束缚，急欲率领重走军事大国之路。
　　
　　战后60多年来，人的责任认识很难用“翻案”或“反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解释，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候是泾渭分明，有时候是雾里看花。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外的性质，进步派大多承认那场是“侵略”，但也有人认为应根据进程、对象等具体分析那场的复杂性质；保守派大多妄图正当化那场，但也有人承认在那场中有“侵略行为”；普通国民中则有相当一批人认为那场是“迫不得已发动的”。在承担责任方面，进步派大多认为人应该承担责任和战后责任，但也有人主张仅仅承担责任而不愿承担战后责任。保守派大多否认责任和战后责任，拒绝甚至批评受害国民众提出的道歉、反省和补偿要求，但也有人不排斥民间对受害国民众的补偿方式。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责任，也有人否认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人认为那场与自己完全“无关”。总之，保守派或进步派的责任认识，都很难称得上是战后社会的责任认识的主流，普通民众的责任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战后人的责任认识似乎也成了“罗生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战后政府、、保守派、进步派、普通民众的责任认识，在“变”与“不变”之中都有一个延续的主线，即责任的缺失与否。“变”是因势而动，因时而动，如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冷战结束之后四个阶段的责任都有相对明显的变化。但是，“不变”的是战后政府对责任的暧昧，对责任貌似超然的态度，保守派对责任的否认，进步派对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通民众在各种责任认识之间徘徊。实际上，这是社会未能厘清责任的结果，是多数人在检讨别人责任的同时遗忘自身责任的结果，是社会就责任未能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识的结果。故而，国内各派围绕责任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与周边各国以责任为中心的历史问题仍将存在。因此，我们对战后人的责任认识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感宣泄的层面，而应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层面的分析，即战后保守派和右翼“遗失的责任”，不能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责任的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