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戴上手铐（资料图）
2005年5月10日，北京电讯《、集团案主犯病亡》，全文如下：
“、集团案主犯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剥夺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18年，剥夺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的这一消息，是在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宣称，“据说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的人士称，“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的条目写成“（1917~1994）”。作为《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获悉，仍健在。
在“”之中，算是最长寿的了。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种不同的表现：
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那样想不开；
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
靠着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
为了抓“样板戏”，上海市委书记派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协助，于是与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推荐了，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小组，任第一副组长，为副组长，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
的看家本事是揣测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的秘书之后，从那里得知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得知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的欣赏，嘱令《》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引起注意。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传》，足以看出他对于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的信任，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的灵魂--》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兼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三十多次来到杭州，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十一次。王芳说，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时，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宣布，根据决定，他的案件由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说话了！说：“我不是，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写给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集团十名主犯之中，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走了。“”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永远值得反思；“”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是哪四个人。
对于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