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告别革命是告别暴力 执政者应当欢迎

晚宴上，刘再复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思维。朋友们提到的故友往事，他总能马上忆起相关的故事。
　　
　　“有一年我在美国，几个学者朋友找到我，说要加入WTO，说这是加入殖民国家阵营。‘你要站出来讲话啊，现在大家都在砸玻璃，很激动人心啊！’我说我只关注，不参与，后来与李泽厚先生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们是‘典型的书生误国’。”
　　
　　1985年，刘再复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此后提出“文学主体论”与“性格组合论”等观念，强调文学应从“人”出发，把性格看为“不仅是行为方式，也包括心理方式、感情方式的总和”，突破了此前长期的意识窠臼。《性格组合论》还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在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以后，刘再复开始了“漂泊者”的第二人生，在美国定居至今。
　　
　　上世纪90年代，他与同时去国赴美的李泽厚对谈，出版《告别革命》一书，再度引起轩然大波。
　　
　　进入21世纪以来，刘再复转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回归古典”，以此对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2011年6月底，刘再复来到上海，参加李泽厚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会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梳理其几十年来从“反叛”到“回归”的思想变迁。
　　
　　证明“人等于人”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请问你认为这种价值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刘再复：这种个体生命价值的确立，包括消极方式与积极方式。消极方式带有历史针对性，即从具体的历史场境出发，以极其鲜明的态度批判“”对生命价值的践踏。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重要的，但“”动不动就把人界定为“”“”“黑五类”“黑九类”，个体生命不仅是零，而且是负数。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只是想证明“1=1”，即“人等于人”。
　　
　　积极方式，是指上世纪80年代正面地介绍和建构了一些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理念。除了重新阐释马克思反对“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从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重角度评介存在论思潮，从而使萨特、克尔凯郭尔、、加缪等人风行一时。存在论的主题正是探讨个体生命如何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财新《中国改革》：那时你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等同于胡风“主观论”。请问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如何，是否并不像今天很多人回忆的那样自由？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比较“宽松”，尤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是，提出一些突破性的理念还是很有压力的。例如《红旗》杂志就发表了陈涌、姚雪垠的文章，对我展开批判，把我界定为“反马克思主义”。
　　
　　1986年，我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全国性研讨会，主题发言中提出“新时期文学批判有余、忏悔不足”的新论点，正式表明“忏悔意识”的理念。即是说，我们过去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有意无意地进入一个“共犯结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没想到，这令一位领导人恼火，他打电话给《》（因发言稿发表在《》），严厉批评我的理念，结果《》不得不立即发表两篇和我商榷的文章。学术商榷永远是必要的，但领导人的愤怒却给我造成上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