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新和
《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原书为《全国高小国文成绩新文库（甲编）》，于1922年出版，由蔡元培先生鉴定。读了该书的编辑宗旨“惟精神思想是取”，品味孩子们率真坦诚、朴实无华的文章，对当今的语文教育，势必会有更深切的思考与领悟。
上个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国文界尚能抱持“以思想为主”、“具真精神”、“惟精神思想是取”的宗旨，小学生尚能写出有自我见解的文字，文章普遍可见勃勃之朝气、锐气、英气。该书选文辞章之美、修辞之工，非但今之小学生，甚至多数的大学生，恐怕都难以望其项背。最可贵的是久违了的“精神思想”，文章中人格方正、遒劲、蓬勃，文气自然、清新、豪迈。而当今衣食无虞之小康之世，学生的文章竟然思想萎靡，假话、空话、套话泛滥成灾，文章华而不实。对此，良知未泯的教师，定会感到痛且愧。决非调侃一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以推脱、敷衍得过去。
该书的文章，不是凭感觉、聪明，或者凭天生的灵性、悟性能写出来的。文章中的理论类，要有哲学修养；说经类，要熟读经典、积聚学养；论史类，要广读史书，谙熟史料，史识深刻；论事类，要知社会、民情、人事；杂说类，要广闻博见、杂学旁收……今之学生，缺乏文字技能，并不可怕，缺乏德性、学养、思考，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致命伤。
语文教育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原因固然甚多，但与“应付生活”的本体论，“工具性”功能论，不无直接的关系。此一“应付生活”的“生活”，指的是日常“物质生活”，而不是人内在的“精神生活”；语文，仅仅被当作是“工具”，而不是人文、人生、生命。这便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沿着这条实利主义路径，自然便会走上应试、唯名利是图的道路，语文教育必然失魂落魄。
语文教育是培育“物质人”还是“精神人”的矛盾，已然不能不予正视。语文教育本体论应向“人本主义”回归，也是势所必然。今天师生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国文成绩”，即指优秀“作文”。因今天的“语文成绩”，指的是一纸试卷上的“分数”。试卷主要考的不是“作文”，而是以“阅读”、“语基”为主的试题。这涉及“语文成绩”是由什么来呈现的问题。是写作，是阅读，还是语基？是考作文，还是考那些标准化题？
作文即“国文成绩”，道出了语文教育最朴素的真理。语文成绩，不看“写作”看什么呢？作文好，就代表语文好，文章是语文水平的综合呈现、最高呈现。写作素养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中国两千多年官方的考试考的就是写文章，其间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语文课的唯一目标就是学会写作。阅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作，阅读要指向写作。今天的孩子对该书的真文体写作，也已经久违了：说经类、论史类、杂说类、答述类、戏拟类、哀祭类、赞颂类、箴铭类、诗词类……这是按照传统的“真文体”分类，而今天惯用的是“教学、训练文体”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等则“伪文体”。
当今教的是“伪文体”，即“伪写作”。学生辛辛苦苦学了十几年，到头来发现自己写的竟是报刊上从来不登的假文章是到了诀别伪文体、伪写作，回归到真文体、真写作的时候了。民国小学生作文虽然重心是“实用写作”，在19类文体中，大约只有“戏拟类”与“诗词类”属于纯粹的文学，但其他17类，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色彩。其用语之考究、笔致之灵动，可归入广义的“文学”。对偶、象征、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都可以视作“文学性”的体现。我国古代所谓的“文学”，指的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学性，并非只存在于文学写作中，实用写作也十分必要。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认知是重“应用”轻“文学”，或将二者对立起来。语文教育的急功近利，可能带来炫目的花环，但终将成为精神的绞索。“重应用，也不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就个体言语生命的发展而言，进一步的问题是：处理好写作“共能”与“异能”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该书也提供了很好的导向。
共能，是指所有人必备的写作能力；异能，是指个人专擅的写作能力。该书将重心放在“议论”上，体现了对作为“共能”的议论能力的重视，但是也不忽视个性化写作的“异能”的展示。语文教育应以培育写作共能为基础，以促成异能的发展为终极目标。而“精神思想”，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言语生命之魂。
历史昭示当下与未来：“惟精神思想是取”，是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也是语文、写作教育的普世价值。（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