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成都掌故》中介绍，旧时，成都人称理发为“剃头”，称理发师为“待诏”，称理发店为“待诏厂子”，除了固定的“待诏厂子”外，还有可流动的剃头担子。民国初年，剃头担子最集中的地方在东南西北四城门侧边及东较场、城隍庙内，还有一些剃头担子不时流动在偏街僻巷。剃头担子一头做了一个小口白铁的蓄水池，面上恰恰可以放一只洗脸盆，靠边竖立一根木柱，插在木头之中。另一头则是前来剃头的人坐的矮短凳和一把高条小桌、一个可装剃头用具的箱子。
在《成都通览》中记载：“理发即剃头铺也。据警局戊申年之调查，成都剃发铺共六百一十九家，每梳辫一次二十文、三十文，每剃发一次三十文、四十文不等。若小娃剃头，则十文可给。”按照推算，戊申年指晚清1908年，也就是说在当时，剃头需要三十文，梳辫需要二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