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1911年太原新军

距离太原市东缉虎营(山西省政协所在地)数百米，有一所普通的民宅——五福庵32号。100年前，这里是辛亥革命太原之一黄国樑先生的寓所。目睹眼前的匾牌，记者的思绪依稀回到那个革命志士揭竿而起、打响反清武装枪声的年代。
　　
　　1910年，出任山西新军第43协第85标标统的黄国樑及第86标标统的同盟会员，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与、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樾等同盟会员发起成立了山西军人俱乐部。与此同时，他们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为作训练的表率，实则培养骨干。二人商定设法安排同盟会员在两标中担任要职，并安排一批具有文化素养的同盟会员如杨彭龄、史宗法、张德枢、王承绪等任文书等职，以便于宣传革命，发展会员。由此，同盟会掌控了新军，为之后的太原储备了实力。1955年，在山西省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黄国樑先生讲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我将当时的旧军改练为新军，在新军内挑选一部分人，亲自教练为革命的骨干，同时联络同志，策划革命行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后，同盟会山西支部立即响应，并积极筹划在太原发动武装，准备待机发难。而以陆钟琦为首的山西清政府官员也急忙筹划对策，决定把新军两个标调出太原，分别调往蒲州和代州，以分散集中在太原的革命力量，同时将分驻南北各地的巡防队调回太原接防，以稳定省城。10月28日，山西巡抚命令黄国樑的85标先行出发，“但如整队出发，又怕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令标统黄国樑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是未经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为了应对此突发情况，当日下午，同盟会员及主要领导者、温寿泉、黄国樑、张瑜、乔煦、南桂馨等在五福庵32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在省城举行，因为在首府革命，影响大；(二)为防不测，及早于29日晨提前；(三)因黄国樑的85标下层官兵同盟会员多，革命要求强烈，首先在85标发动，待一、二营领到子弹后，即可。的86标随后相应。
　　
　　该日，同盟会员一致推举胆识过人、颇具指挥才能、精于军事学科的为军司令，姚慨然应允:“吾虽薄德鲜能，但值此革命紧要时期，只有当仁不让”。当晚，姚以军司令名义起草了军事计划，然后领各营回驻地集结待命。
　　
　　10月29日，左臂均戴义军白布标志的85标一、二营1000余人打响了山西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天还未亮，军快速前进抵达承恩门，便隐蔽在城门西边的吊桥下和城壕、护城河的低洼处。拂晓之际，军集结到城门。清道队长扬沛霖和李成林在城内呼应，协助门卫，迅速打开城门，部队一拥而入，飞速前进，侦探队长马孔清速派人用铡草的铡刀砍断了通往京城的电话线，各营兵马便按计划行事。苗文华率领的第一营一进城就登上城墙，再转向往东冲向满州城。此时，在满州城驻扎的清军镇兵还在梦中。军登上城墙，居高临下，打得镇兵措手不及，丢盔卸甲，四处逃窜。当二营攻打抚署的义士冲到北市街北口时，一营的战士已与旗人镇兵接火，战场上赤膊交手，非常激烈。这时，二营则跑步向巡抚衙门挺进。杨彭霖率领先锋队前边开道，张煌率领的奋勇队紧跟其后，沿着海子边、桥头街、柳巷、楼儿底、北司街，一路冲锋，直奔抚衙大门。此时，枪声大作，士气高昂，义士曹毓棋、石高田二人举起一大石条，砸开了大门，军勇往直前，冲进大院。曹毓棋举刀砍死门官，吓得巡抚衙门的巡防队员四处惊慌逃逸。之后军冲到大堂后院，刚赴晋上任不足一月的山西巡抚陆钟琦被击毙。三路义军在的部署指挥下，经过近7个小时的鏖战，圆满完成预定的攻占目标。
　　
　　太原不久，山西很快就发生了大同和晋南光复，革命烽火遍及全省。由此，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宣告结束。山西是黄河以北第一个的省份，其光复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山西消息传至北京后，朝野震动，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为辛亥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1912年9月19日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山西大学堂各界千人欢迎大会上演讲时总结说:“……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先生盛赞山西响应南方，牵制清军南下的历史功绩，肯定了太原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