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汲安庆
如果一言以蔽之，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观就是“应需”，即应生活之需，切生活之用。“应需”是为了应对现实世界，所以用“应世”来概括，也可以。
比如作文教学，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学生为什么要练习作文，对这个问题，老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升学考试，也不是为了当专业作家。”[1]
升学考试，当专业作家，其实也是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但因为考试“一生中不过几回”，成为专业作家更是寥若晨星，所以叶圣陶的应世、应需说更关注大众性或普适性。
循此逻辑，他特别注重“非文学的文字”的教学。
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他这样写到：“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被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字，就是普通文字。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的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
尽管没有将文学扫地出门，但轻视之意已暗寓其中。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应用文，还有记叙文、论说文因为与生活联系得更紧，时时、处处要碰到。其写作技巧一旦被掌握，可以快捷地满足人的外部之需，所以倍受他的青睐。至于文学的涵养情性，提升人生境界，顺应人的内部之需等看似无用的大用，则被他有意识地冷落、疏离，甚至是排斥了。可是，他怎么就没想到：谙熟文学，应用文、普通文，其实可以写得更出色的啊，诸葛亮的《出师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不就是明证么？
对此，吕叔湘先生看得十分清楚：“通观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2]
语文是工具，便意味着文多势众的应用文、普通文是主要工具，势单力薄的文学，就只能成为次要工具。这个工具仅是用来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以应人生日用，那么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与涵养，言语表现潜能的开发，审美素养的积淀，指向表现、发展、创造的言语人生、诗意人生的终极关怀就只能付之阙如。
福建师大潘新和教授毫不客气指出：“叶圣陶先生是以有‘用’为第一标准的……他不主张写文学作品，提倡‘课内作文最好令作应需之文’（课外作文就更不用说了）。在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审美教育被逐渐淡化便与此有关，此消彼长，应试教育的兴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
按理，叶圣陶是最有资本，最有条件，也最有能力推动语文教育朝重诗意、轻实用；重人文、轻功利；重素养、轻技能的方向发展的，为什么却偏偏逆向而行，且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在不知不觉中构建起了“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实用吸收型语文范式”？难道仅仅是因为当时国民素质低下，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调语文教育适应学生的生存之需，而无视学生的存在之需？还是觉得当时的社会积贫积弱，语文教学只能朝“经世致用”的务实方向发展，谈文学教育，审美教育有点奢侈，有点玄虚？或是受当时社会教育思潮的裹挟，身不由己，如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在“文字”科目就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理……供谋生应世之需。”还有杜威来华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与刚从科举制中解放出来的教育平民化、实用化要求相适应，就可以很理性、很真诚、很执着地弃语文教育的诗意、美感而不顾，与“以言语生命自我实现为目的，以表现为本位的发展创造型语文教育范式”[4]南辕北辙，越去越远？
但事实又远非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
透过叶圣陶躬行的语文教育实践和大量的教育著述，我们发现：在应需、应世的教育理念背后，依然有一股不绝如缕的诗意在无声地运行。虽然不很明显，所占的比例也极小，甚至是叶圣陶无意识的流露，即使有意识，也往往被其本人很理性地压制，稀释，但这种诗意一经产生，便落地生根，坚韧而葳蕤地生长起来。因为自发地指向学生精神的、“存在”的需求，关注学生自我实现的“终极需求”[5]，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他本人语文教育哲学因功利所带来的贫瘠、肤浅与偏颇，也使“应性”的诗意语文有了存亡继绝的力量，真正朝实现“照亮我们的四周”“照见我们目的地”的美学价值的方向迈进[6]！
一、“潜在诗意”的多样呈示
叶圣陶的“潜在诗意”在其宏富的“喻教”之中，表现得尤为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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