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玉明
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是自己当下的归宿。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
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
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
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报任安书》最后一句说得清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选自《2005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本解读】
此文既是著名学者骆玉明对《报任安书》一文的深度解读——作者层层剥茧，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这封信整体的笔调”是“与朋友相约共死……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更是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精到评述。
文章娓娓叙谈，旁征博引，“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借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等言简意赅的点睛句，可谓见解独特，振聋发聩。
【考点解析】
针对散文《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节选）》的思想内容，可拟题“第一段中‘这样的背景’具体指代的是什么？请用自己的话概括”“司马迁为什么会被处以酷刑？‘生或死’又为何成为他‘最困难的抉择’”，还可拟题“在作者看来，司马迁撰著《史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等等。针对该文论证手法的运用，则可拟题“第七自然段主要运用了哪几种论证方法？各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