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日子

第一次时期，和许多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并以积极的工作态度，帮助孙中山改组。他在机关工作了3年，担任过候补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筹组湖南总支部
　　
　　的前身是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心在苏俄和的帮助下，对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这是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顿和革新。
　　
　　青年对建立联合战线早有心理准备。他在《新时代》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他认为，时下不外有这么三股势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派。革命的民主派的主体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和商人，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军阀和国际资本主义。他提出“最急进的派和缓和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合作”。
　　
　　初创时期，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的赏识。1923年4月，他从湘区委调至上海机关工作。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会议选举新的机构，由、、、、谭平山组成局，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为局秘书，而立之年的进入了领导核心。早早地将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助筹备三大外，还让他过问的改组工作。三大后，他曾陪同、到廖仲恺家，共同商谈改组事宜。
　　
　　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和、、、谭平山看到了这点，他们联名以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而且也对湖南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员邱维震。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进行这一工作，知道后专门给写了一封信，要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9月，他受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建湖南组织。为便于工作，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党部筹备员。
　　
　　回到长沙，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的计划。他在给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支部，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
　　
　　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出席一大
　　
　　1924年1月20至30日，一大在广州召开，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内的一些人对党员加入，向来持排斥的心理。在讨论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的党员。当场驳斥，廖仲恺等代表却表示支持。会议争执不下，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依照地区来分配委员的名额。
　　
　　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数压服少数”的“现在选举制”，而代之以所谓“比例选举制”，从而保护内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少数代表的席位。他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革命事业十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时，被顺利地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成立了党部，决定派遣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党部的会议上，对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一、“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三、“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所提议案，除第二项外，其余三项都由会议提交预算委员会和执委会参考。
　　
　　在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月中旬，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由、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长。作为秘书的，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是元老，孙中山对他又格外倚重，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的肩上，这从给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元老居正。当时的已经45岁，是31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对其器重的程度。
　　
　　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
　　
　　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将他累倒了，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一大后，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凡是在一大之前加入者，“无论何人，均须重新登记”。组织部秘书在做这项工作时，首先碰到了一个“硬钉子”，这便是元老谢持。此公早年参加同盟会，筹划过成都、重庆，谋刺过袁世凯，曾担任过大元帅府参议、代理，时任监察委员，资格可谓老矣，职务可谓高矣。谢持对重新登记很不理解，气冲冲地来到执行部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免填？”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拂袖而去。知道后，让人给谢持送去表格，并耐心地做工作，以求得谢持的理解。最终谢持也没有再固执己见，按期填好了表。这样，其他老资格的员也都一一如期填好了表。
　　
　　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中、汪精卫常在广州，叶楚伧可算是最高。叶虽仅比长6岁，可也是元老。他对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月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党员张廷灏继任。
　　
　　叶楚伧早就想把党排挤出执行部，8月1日，他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党分子问题”，当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第二天，一些员闯入执行部，殴打党员。事件发生后，叶楚伧处理不公。与、、沈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了。
　　
　　代理宣传部长
　　
　　1925年9月，由长沙来到广州，当时广州已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汪精卫管不了这么多的工作，他看中了年轻且有才华的。10月5日，汪精卫向常务会议推荐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当即通过。
　　
　　于10月7日到部任事，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提交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根据已出版的中外文报刊，针对工农商学各界的知识程度，有分别地制订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提请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以后有关党义的宣传品，都得先交宣传部审查。为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的文件，现在台湾的党史馆仍然保留着当年亲笔起草的文件。
　　
　　当时政局动荡造成交通不畅，的一些宣传品几乎仅及广东一省。和各地的机关，也限于条件疏于联系。11月，以宣传部的名义向建议，应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立即同意这一建议，设立交通局，并由宣传部管理。本是一潭死水的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跃起来。次年5月，离开宣传部时，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12个省市。
　　
　　1925年11月12日，在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1月23日，林森和张继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掀起反苏的逆流。11月27日，由执行委员汪精卫等10人和候补执行委员等5人通电各级党部，指出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所谓全会为非法，并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在执行委员会第125次会议上，通过了由起草的《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革命策略之通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在，是行为，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入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
　　
　　1926年1月1日至9日，二大在广州召开，在会上作宣传报告。会议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有代表提出，国共之所以常出纠纷，是因为在内的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活动，员加入党时又没有通过在“该地党部之许可”。有针对性地予以解释，他说：党员从不怕声明自己是主义者，问题是“在党的友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是因为“在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的发言入情入理，那位代表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在二大上，继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并继续代理宣传部部长。可是，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迫使在内担任部长的党员纷纷辞职，就是此时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一职的。
　　
　　主编《周报》
　　
　　代理宣传部长期间，以宣传部的名义主编《周报》。办报写文章是的强项。《周报》创刊于1925年12月5日，在《〈周报〉发刊理由》中写
　　
　　道：“为什么出版《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这“便是《周报》的责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派宣传的辩论”。
　　
　　当时，西山会议派活动十分猖獗，而的一些报刊对之反击不力。《周报》第二期便组织文章予以痛击，发表了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组织反击的文电20份，为这些文电写了按语：“第四次全体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现在的，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孙中山逝世后，叶楚伧利用所主编的《民国日报》，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声援积极的右派。在《周报》第三期发表《上海〈民国日报〉的原因及对该报的处置》，指出：“在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
　　
　　1926年1月10日，在二大期间，抽出时间编辑了《周报》第四期。他发表《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章分析现阶段的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革命的对象与革命的力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队伍里同着现在的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他以“如笋脱壳”，比喻右派分离出革命队伍的必然，从而化解大多数革命者的担忧，以为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的国民革命”。
　　
　　在这期周报上，仍然摘发了一组从到地方以及军队组织与个人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29份。为这组文电加写了按语：“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领导之下。从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二大后，因忙于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在办了第四期后便再也没有时间过问《周报》，到第五期便改由沈雁冰主编，后改由张秋人主编。1926年6月停刊。
　　
　　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在二大上，受主席团委托，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会后，他成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1924年7月，已经办了5期，共有454人在此学习，最初的主办者是彭湃，接办的是第6期。
　　
　　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后，依然是候补执行委员，而他最看重的则是农运委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农讲所。他给农讲所的学生讲授农民问题。他说，辛亥革命至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一再强调“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
　　
　　为让农讲所学生对农村和农民有更真切的感受，他两次带领学生到韶关和海丰，实习和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在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在开列的被通缉的193人中，名列其中，已走到了尽头。从此终止了机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