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核物理学家重“挂帅”再参军 随身带各种药

2019-11-29 06:03:01

  乔登江,1928年3月生,江苏高邮人,1949年3月加入中国,1952年1月毕业于金陵大学物理系。1963年入伍,历任某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某基地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患肾癌离休。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全军离休干部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99年,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工作的时候/忘了休息/他休息的时候/却仍然工作/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将军的肩章/坚强的意志/却使他获得了院士的称号……”这是作家赵戈为乔登江作的诗句。乔登江曾因癌症退伍,却成了第一位在离休后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在,80多岁又当兵了。”乔登江笑道。前不久,部队下令重新任命这位离休院士,为他量身订制新军装。这位拖着病残之身的核物理学家,为第二次参军而倍感欣喜。

  一枚肾,伴戈壁老将退伍23年

  不久,乔登江将迎来83岁生日。这80多个春秋里,有25年的军旅生涯。身在家隔万里的戈壁滩,他与战友们升起了中国第一朵蘑菇云。这80多个春秋里,有23年的退伍生活。任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期间,他又常去大西北参研带教,获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军队科技奖。

  不论在哪儿,乔登江总离不开维系他生命的各种药品,出差途中他常累倒昏倒,经抢救才脱险。“我吃五六种药,上午、下午各吃一把,”乔登江笑着说,“最好有一颗"综合药",把各种病放在一起治。”悬在乔登江头上最大的利刃是肾病。他肾功能的三大指标中,有一个指标比正常值高70%到80%,极易转为尿毒症、肾衰竭。

  若不是因为肾,他可能已是一位老将军。1988年春,在部队例行体检中,时任某核试验基地科技委副主任的乔登江被告知:“右肾有恶性肿瘤!”医生劝他快回北京手术,他却以“还有一次重要试验要做”为由推迟。等试验成功,乔登江入院时,已是5周之后。

  更“离谱”的是,住院次日,乔登江得知有一个与其研究领域相关的研讨会在此召开,于是起个大早,穿着病服第一个出现在会议室门口。这位特殊的与会代表发言两个多小时,赢得了同行的掌声,还有战友的泪水。

  手术让他永远失去了一枚肾,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让这个花甲老将变得从未有过的羸弱。当年秋,部队安排乔登江离职休养。他含泪说道:“我不是痛惜肩上的将星,而是遗憾失去了名正言顺工作的机会。”他甚至坚持留守部队从事科研,直到第三年,才真正离岗回到上海干休所,结束了与老伴二三十年的两地生活。

  如今的每个清晨,这位独肾都在小区按时“出操”,以身体不累为标准,坚持几十分钟的锻炼。

  一只眼,写下数百万字“真经”

  乔登江具有天生为军人的精神气质,却没有天生为军人的身体条件。他10岁时,日寇侵占南京,他和家人虽从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但在向苏北老家逃难的途中,日机轰炸夺去了他的右眼。此后几十年,乔登江不得不戴着一只义眼。

  可以说,边疆大漠的军中岁月,是乔登江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悠长且充满强音。而在插曲的两头,乔登江一直都是教师和学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乔登江毕业后对口从事物理教学与科研。1960年,留苏四年的妻子林祖禳回国,进入上海硅酸盐所工作。次年,这对科学家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

  但当一岁半的儿子才学会走路、叫唤爸妈时,1963年3月,乔登江突然接到调令:月底前赴京报到。他抵京后才知道,自己即将与一批半路从军的技术专家赶赴核试验基地,建起研究所。妻儿不曾想到,乔登江这一去,跨越了三个十年,他成了我国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来之不易的实践只有升华为理论,才是传承后世的“真经”。就在中国即将结束大气层核试验时,乔登江及时主持编写了《核爆炸效应参数手册》,还著成一部70万字的《核爆炸物理概论》,成为国内此领域唯一的理论专著。

  离休回沪后他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电子元器件电磁脉冲效应手册》等5部共25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有的成了教科书,有的填补了理论空白。古稀之后,他接连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聘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永不退休的军中科学家又做回了教授。

  一颗心,求解电磁辐射新问号

  重披戎装,“新兵”自有新任务。近些年来,他倾其毕生所学,一心求解科学问号从手机到微波炉,从磁悬浮到高压电,这些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对机器有无影响,影响几何,如何防护?

  “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也是标准的依据。”作为华东师大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相关课题负责人,乔登江直言:“这也是一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

  课题获得973、863等计划支持,多所高校院所抱团攻关。“我们要拿数据说话,分门别类细化实验。”例如,实验要覆盖神经、生殖等不同生理系统,精确测定电磁与人体的各种量效关系。“不能只做"有害"或"无害"的简单回答,因为辐射超过一定量会产生负效应,甚至致病;而适量的话还会产生正效应,甚至治病。”

  乔登江课题组成员各自承担一部分实验任务,将各项实验结果加以综合,归纳梳理出规律。老院士每周都要去学校中山北路校区和闵行校区指导课题、带教学生。他自知年龄不饶人,精力极为有限,总是与其他教师一起联合带教,研究生总数不到10名。

  为了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乔登江尽量不参加不必要的活动。“我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干具体活儿的。这辈子各种事都经历了,对于名利早已无甚追求,我只能执着在一个方向上。”他慎重地说,期望三五年内,对于电磁辐射影响能有一个答案,甚至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