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恩泽：让“地沟油”化害为利

在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回忆录中，20世纪60年代的闵恩泽“吃在车间、睡在办公室，和工人一起爬装置、钻高温干燥箱，一心埋头搞研究、搞攻关”，是个实践型的科技帅才。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闵恩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创新，是个“在下班路上的闲聊中也能灵感忽现”的大科学家。

　　而在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生物柴油等生物质新能源研发领域，闵恩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更是一个谜。

　　耄耋之年再次“领先世界”

　　中国人每年消耗掉2250万吨食用油，其中约330万吨成为废弃油脂，但只要回收得当，再经过几个小时的化学反应，就可以变成清洁、无污染的动力能源。这个产业还能消除“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巨大社会隐患，直接保护中国的食品安全环境。这一领先世界、化害为利的科研成果，正是由闵恩泽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完成的“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

　　像美国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对从可再生的碳水化合物中提取柴油、汽油形成新的生物质能源燃料，来代替不可再生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非常热衷，每年投入的研发与产业启动资金仅在军费之下，且计划在2020年用30%的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

　　2009年，中国全年消费6704.9万吨汽油和1.39亿吨柴油，每年石油进口超过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还要进口以千万吨计的油料作物和大量植物成品油。出于对粮食安全和中国人饮食习惯的考虑，闵恩泽认为，我国生物柴油采用可食用的植物油是不可行的。但我国也不缺乏生物柴油的原料，如废弃油脂(餐饮废油、酸化油、废动物油)。由于原料来源途径多，品质差别大，闵恩泽自然想到了开发适合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的技术。

　　专题研究组成立了，闵恩泽的夫人院士发现丈夫又开始经常半夜两三点兴奋不已，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写字台前长考疾书。在大量实验和学术思考之上，闵恩泽领导的团队成功开发了“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在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炼油的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该工艺于2008年在海南省建成工业示范装置，并已投入生产，B-5生物柴油已在海南的加油站销售。

　　“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的开发”，也是闵恩泽与中国石化总工程师曹湘洪院士、副院长李静海院士等业内专家详细讨论、几经考察，根据中国农地、水资源宝贵，滩涂、盐碱地、沙漠地区面积较大的特点确定的。目前这个项目在进行小试研究，预计2015年进行户外中试装置研究，2020年建设工业示范装置。可以说，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闵恩泽根据国情和中国“后天与后后天的需求”精心设计的。

　　2010年，闵恩泽主持的咨询项目《生物质炼油化工厂———推动能源化工迈上碳水化合物新时代》向提交了报告。闵恩泽亲自撰写了一章，对我国生物质能源，包括乙醇汽油、秸秆乙醇、微藻生物柴油及新一代生物质汽油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已是耄耋之年的闵恩泽充满信心：“我们不仅要急起直追，而且要争取技术领先权易于我手。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永远超不过人家。”

　　把技术创新当做第一要务

　　“关于创新，我最大的收获是在1980年。”这一年，闵恩泽把美孚石油公司中心研究室主任请到北京，这位主任在介绍美孚在分子筛领域保持技术领先的经验时说：“工业催化剂基础研究的关键是开发新催化材料。”

　　这句话为闵恩泽带来认识上的重要转变，只有开发新的催化材料才能研制出新催化剂，“就好比有了布料才能做出好的时装”。

　　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闵恩泽选择了非晶态合金作为新催化材料，并决定将其与磁稳定床反应器集成研究，这一课题被纳入了石科院基础研究的重点。

　　十余年的攻关，闵恩泽和他的团队最终攻克了非晶态合金催化材料表面积小、热稳定性差等难题，使非晶态镍合金催化剂与磁稳定床反应器应用于己内酰胺加氢精制过程，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工业化。

　　总结自己的创新经验，闵恩泽不无感慨。

　　“首先，自主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实现原始性创新的途径之一是把现有技术的科学知识基础转移到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

　　“其次，创新来自联想，而联想源于博学广识和集体智慧。”

　　“另外，创新还需要有精神力量作为支柱。克服挫折失败，坚持到底。”对于闵恩泽来说，这个精神力量就是国家和民族。

　　时刻走在探索的最前沿

　　基于执著的创新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上世纪90年代以来，闵恩泽以70多岁的高龄，顺应时代需求，转向绿色化学，致力于绿色化学技术的研究。

　　“绿色化学对科学发展观是很重要的一条。所有原料都应用到产品中，保护环境，可以兼顾协调发展；无毒无害的原料，可以保证工人和社区安全，最终保障社会和谐；生产的产品可以生物降解，回归自然。”闵恩泽这样阐释绿色化学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002280），闵恩泽依然走在探索的前沿，投入到利用可再生农林生物质资源生产车用燃料和有机化学品新领域的研究之中。“他对我来说很平凡”。

　　只要谈起闵恩泽，无论是他的学生、同事还是朋友，都流露出钦佩之意。

　　石科院副总工程师宗保宁是闵恩泽的学生，1985年至1991年，宗保宁师从闵恩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给宗保宁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老师对学术非常严格。

　　“比如评价论文的时候，闵先生心里有一个杠杆，你的论文跳不过去，他就不让你毕业。”宗保宁回忆说：“博士论文我写了七八遍，那时候计算机不普遍，两三万字只能一遍一遍地抄。后来我搞烦了，我说这论文不能写了，咱们写作风格不一样。闵先生说，这不是风格不一样，是水平不一样。”

　　宗保宁现在也开始带研究生了，他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学生。“就像闵先生在我后边站着似的，我如果不认真，他就要说我。”

　　在李成岳眼里，闵恩泽是真正的大家。“2004年春节前后，医院怀疑我得了食道癌，闵先生得知后，大年初四和院士亲自到家里看我。实际上，从年龄、学识来讲，我都是闵先生的晚辈，当时我非常感动……”讲到这里，李成岳一度哽咽，难以自持。

　　何鸣元与闵恩泽的关系亦师亦友，他觉得闵恩泽在科研领域的过人之处就是“勤奋”。“闵先生经常在半夜两三点钟起来工作，看书、看资料，甚至写东西。他的工作是日以继夜的，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国家需求”是一生的动力

　　闵恩泽对自己一辈子工作的总结非常简练，“我这一生只做了三类工作，第一类是国防急需，石化发展急需；第二类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第三类就是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工作。”其间，闵恩泽对“国家需求”的理解是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

　　上世纪60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闵恩泽仅用了5年时间就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为中国自主开发了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满足了国家空军用油的急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石油炼制催化技术已基本满足炼油工业的需求，但化工催化技术还停留在依靠引进上。1980年开始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的闵恩泽把工作重点，形成“新催化材料是创造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工艺的源泉，新反应工程是发明新工艺的必由之路”的认识。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才有了后来带动我国绿色化学研究的“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和获得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等项目。

　　正如从1984年开始就与闵恩泽合作的院士何鸣元所说，“闵先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责任感”。“搞科研的人往往强调兴趣，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他就研究什么，哪怕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从“应急”到“责任”再到一种从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在国家需求的指引下，闵恩泽的人生步伐从未停滞、常走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