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王禹偁（chēng）
字元之，济州锯野人，一生经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他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但三次受排挤而外放，晚年当过黄州地方长官，所以后人称他“王黄州”。当宋初一方面空洞浮靡的骈文盛行，一方面柳开、穆修等人生涩僻奥的古文崛起之时，王禹偁却从两种文风的两军对垒中看到了各自的弊端，他打出的旗号“夫文，传道而明心”，看上去仍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的旧调重弹，但他借着“传道明心”却强调了表现内在心灵感受的意义。既然要表现内在心灵的感受，就不应该把文章写得浮靡空洞或生涩僻奥，而应当“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所以他自己的散文总是写的平易晓畅，既不像骈文那么呆板，又不像宋初古文那么生涩，显得既有古文的自然流畅又有骈文的内在节奏美感。
背景材料
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当时36岁。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端拱元年，太宗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二年，拜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在唐宋两代的结构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时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记》讲的是宰相职责，也反映了宋儒的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而作为其间枢纽的，就是宰相。不过，在现实中，奸相多而贤相少，庸相为数尤众，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待漏院记》。写作此文之后不久，他就遭到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追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
主旨
说明宰相知国政悬万命，当慎于思之以苍生之富庶。劝诫宰相为政当勤，忠直无私，以保国安民为己任，而不应图谋私利，误国误民，或贪图禄位，庸碌无为。文章体现了作者开明的主张和实现清明吏治的进步要求；采用对比的写法，刻画了贤相和奸相的形象。作品中的“漏”指计时器。
原文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1]、岁功[2]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3]论道，六卿[4]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5]、夔[6]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7]銮声。金门[8]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1 2 下一页